你说的没错，中国哲学的确是“求善”的。其实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哲学的主要支柱是儒家和道家，墨家讲求的是游侠精神，名家关心的是范畴学。在儒学世俗化之后（北宋的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伦理学就成为了儒家学说的全部要义。换言之，儒家赞扬“入世”，鼓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道家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说白了都是在探讨人生应当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哲学”二字本来是不存在于中国的，19世纪日本翻译家在翻译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是考虑到中国古代有“知人者明，自知者哲”的训诫，就想当然地翻译为“哲学”。其实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此哲学非彼“哲学”，所关注的领域截然不同。
西方哲学“求真”也是历史遗留问题。西方哲学的发祥地在希腊，philosophy这个词的拉丁语本意是“爱智慧”。可见从一开始东西方哲学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波普尔曾经说，“西方哲学只有两种，一种是柏拉图的，另一种是反柏拉图的，但从来不是非柏拉图的。”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就如同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们三人的思想几乎构成了中世纪神学宗教统治的全部理论来源。西方哲学最关心的问题是“何谓真”，以及“如何为真”。这种世界观的延续最终促成了科学精神的诞生，才有了后来的伽利略、牛顿、哥白尼等人惊世骇俗的发现。
“何谓真”这个问题来源于“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康德。康德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二元论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分为现象和物自体两部分。现象又分为直观的现象和概念的现象两种，概念的现象仍然是解释现象的另一种现象，而绝对不可能认识物自体。所以康德得出了和英国经验论如出一辙的结论，他认识到物自体既然绝对不能被现象表达，那么一切形而上学概念都是没有依据的臆想，因为即使是最不可或缺的形而上学图景（诸如因果关系、时间等）都无法合乎逻辑的从现实世界推理出来。因而理性是不合理的，他在试图脱离实际的束缚的时候触到了自身的限度，他是被暴力的从人的理念里边抽象出来强加给现实世界的，因为除此之外理性无法经历实在。但是悖论之处在于，理性永远无法被送上被告席，因为在审判的时候人们发现理性是其自身的立法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不知道物自体是否存在，因为按照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理解，“存在”实际上是能够被“缘在（此在）”体察的一种状态，缘在尽管也是一种现象，但是现象学实际上已经拒斥了二元对立论的主张，而部分的采纳了维也纳学派和直觉主义对于不可证明和证伪的形而上学是没有意义的看法，从而揭开了西方现代哲学的新篇章。所以，在哲学史上，康德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因为他和黑格尔的理论宣告了西方在启蒙运动之后取得巨大进展的思想解放运动休克死亡了，后来者诸如叔本华、尼采、胡塞尔等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开辟出了若干充满黑暗和光明的新道路。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已经认识到形而上学并不是客观的，但是却是不可能被萃取的，因为没有形而上学的世界本身不完整，尽管人类理性不能认识物自体，但是可以通过让形而上学经历实在去使得世界和物自体的图景无限趋近于真实。举例来说，因果关系，根本不可能上升到绝对真理的地位，但是倘若剥离，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就不可能完成，1+1=2，什么时候错误？算错的时候！形而上学的作用在于给了理性一个顺水推舟的人情，一旦这种合作的局面破产，巨大的思想混乱将引发道德和精神的危机。所以无论如何，形而上学的存在是符合因果关系的（多么讽刺）。为了认识表达物自体的现象，我们必须借助于形而上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式的实用主义能够在现代西方哲学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要注意的是，“真”并不是主观反映和客观实在完全吻合，而是一个命题在体系内不可证伪，而体系本身和其他未被证伪的体系之间是相容的，而不是矛盾的。因此，任何一个体系都不是永远无错的，总有一天一个体系是要被终结的，比如封建制度，中国将其发展到天衣无缝的严格，但终究灭亡了。原因就在于体系的差错总会被发现，从而引起体系的崩溃。所以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尽管在当代看来貌似相当成功，但总会瓦解。这一发现必须归功于康德对于理性的批判。
所以说中国的哲学是“求善”的，西方的哲学是“求真”。这种差异在20世纪后有所改变，特别是柏格森、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萨特和德里达这五个人，通过对存在的解构而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使人类对真理和伦理都有了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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