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的国家，中国对死刑的适用也十分严肃，像如今的最高人民法院，就拥有最终的死刑复核权。其实，中国对死刑的严肃态度也是有一定历史溯源的。在遥远的古代，囚犯被判死刑是要经过重重审核才能定性的，且其执行过程也是极为缜密。
可以说，中国的死刑复核制度，在古代就已经十分完备了。
其实，古代死刑复核制度，主要包括“死刑复核”和“复奏”。
前者是指：将拟判死刑的案件交由相关部门复查，并在最终定案前，奏请皇帝裁决。
而后者则是指：将那些已被判为死刑的案件，在行刑前再次交由皇帝核准，史称“报囚”。
据史料记载，中国的死刑复核制度约起源于汉代。在那个时代，这一制度仅是皇帝为了裁决高官生死而建立的。只有年俸禄达到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其在被执行死刑前才会被皇帝复核，所以，这种死刑复核制度，在当时适用的范围极小。
到了北魏时期，朝廷对死刑的判决愈加谨慎了。凡拟判处死刑的案件，刑部需三次向皇帝上奏审核，以确保最终判决的公正性，而之后，这一制度也被当作惯例延续了下来。隋朝时期，朝廷正式确立了死刑复奏制度，即：死刑案件在执行前，需三次奏请皇帝核准。
因为，每个死刑案件都要复奏三次，所以，这一制度也被称作“三复奏”。《隋书》中提到的“开皇十五制：死罪者，三奏而后决”，便是指当时的死刑复奏制度。
到了唐朝，不仅沿用了隋朝的死刑复核制度，还特别区分出了“三复奏”及“五复奏”这两种形式。通常来说，“三复奏”只适用于地方死刑案件，只有京师的死刑案才适用于“五复奏”。至于为何要将隋朝的“三复奏”改用为“五复奏”，这恐怕要从发生于贞观年间的一桩命案说起。
相传，在唐贞观年间，坊间有一人名叫李好德，因其逢人便说“大唐气数将尽”，所以，被官府以“妖言惑众罪”关入了大牢。当刑部将这一案件上奏给皇帝时，唐太宗只扫了一眼说道：“按律当斩，无需多言。”但是，大唐律法中曾规定，有三类人可免除死刑，即：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十岁以下的幼童，以及身患顽疾的病人。而这个被判死刑的李好德，则刚好属于第三类。
李好德被判死刑后，同为相州人的大理丞张蕴古，曾以此为据为其辩驳，奈何被御史权万纪以包庇同乡之罪弹劾。震怒之下，唐太宗处死了张蕴古。后来，经过一番调查后，皇帝发现：李好德果然有精神病。出于懊悔，他便颁布了一道指令，即：今后所有的死刑案件都需在执行前上奏五次，若有官员擅自行刑，则其也要接受刑事处罚。
众所周知，古代交通不便，一些偏远之地若离京师太远，行刑前施行“五复奏”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为了在避免冤假错案的同时提高办事效率，唐太宗又颁布了地方死刑案适用“三复奏”，京师死刑案适用“五复奏”的规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死刑案件，都需要经过如此复杂的复核过程。
在大唐律法中，有几类恶性案件只需经过一次复核，便可直接行刑。若有人犯“违逆”之罪，即：殴打或谋杀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外祖父母等亲眷者，或身为贱民却谋杀主人者，即可在复核一次后，直接执行死刑。自此，唐朝的这种几近完备的死刑复核制度，也一直被后世所沿用。
到了明朝时期，统治者又对死刑案件做了进一步的细分，即：分为“斩立决”和“秋后决”。在大明律例中，“斩立决”也被称作“绞立决”，而“秋后决”则被称作“斩监侯”。但是，一般只有性质极为恶劣的死刑案件，才会被判为“斩立决”，譬如：谋反、杀人、或是犯严重强盗罪者，必须判为“立决”。
而其它的普通死刑案件，则一般都是“秋后问斩”。
话虽如此，但“斩立决”和“秋后决”这两类死刑案件，都需要经过皇帝和司法部门的核准。
对于“立决”案件，朝廷一般会派刑部先行审定，再派督察院审核，大理寺审允，最终，由三法司交由皇帝核准。而对于“秋后决”案件，明朝专门设置了“朝审”制度，即：每年霜降后，朝廷统一审核监侯案件。这一制度颁布于天顺二年，施行于天顺三年。
可以说，正是从那时开始，“朝审”才成为了每年统治者处理“秋后决”重囚的例行制度。到了清朝，统治者又在“朝审”的基础上增加了“秋审”，即：当时所有的“斩监侯”与“绞监侯”案件都需要经过“秋审”和“朝审”。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秋审”只审核地方审判的监侯案件，而“朝审”则负责审核刑部审判的监侯案件，两者职能则有着明显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