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如何收拾明朝“烂摊子”，改革先改人，为何对教育下手重禁学，这锅背的冤吗？
我国历史上改革家很多，管仲让齐国成为春秋霸主，李悝让魏国成为战国七雄，秦国商鞅让秦国走上了统一之路，范仲淹和王安石使北宋富国强兵，他们都在后世留下美名；然而有一个改革家，他为大明续命50年，却成为史上最受争议的改革家，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毁誉都有满之，有人说他“独断朝纲，目无朝廷”，有人诋毁他“残骸忠良，荼毒海内”，也有人说他“救时宰相，宰相之杰”，即使到了近代，对于张居正的“忠”、“奸”仍在争论，梁启超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钱穆认为他是权臣、奸臣。
张居正对明朝的改革在多个领域还是十分成功的，在经济方面，他采用“一条鞭法”的政策，大为成功，军事方面改革也很成功，他重视边防派戚继光平定东南沿海倭寇，启用名将李成梁成功防御蒙古，镇抚建州女真，在吏治上推行“考成法”实现由中央到地方有效监管，甚至低级官员可以弹劾高官，这种形式值得后世学习。
对于教育领域来说，他虽然不是一个教育家，没有提出系统的教育理论，但他却凭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有着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主张，对教育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是最受世人争议，那么，张居正为何对教育改制下手这么重呢？
自古以来，教育就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因为治理这个国家的人才质量好不好，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教育体制是不是合理。好的教育体制能够为国家输送很多吏治人才。我国朝廷官员的选拔机制一次比一次完善，从汉代只重视品德的“举孝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贤有识鉴”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之后一视同仁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到了宋朝就已经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
朝廷选拔官员制度不断改善，但教育体制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无论哪个朝代都有官学和私学，无非就是所学的科目不同的问题。但是科举制度，改革力度太小，经过多年累积，已经体现了诸多弊端。
明朝前期，朱元璋和朱棣对书院并不支持，在将近100多年的时间里，民间书院几乎销声匿迹，但是到了明朝中期，为了纠正官学和科举制度的弊端，王阳明等一大批思想家倡导书院讲学，致使私人讲学之风兴起，书院突然进入中兴期，并很快进入快速发展轨道，步入辉煌期。
书院讲学为何能发展这么快呢？当然离不开皇帝的支持。
嘉靖皇帝对王阳明的讲学持肯定态度，他曾御批：“自道学之名立，儒之好名者虽日侈谈理道，而无稗实用者多。若王守仁功业表著，原不系讲学为重轻，其致良知说盖由寻绎而得，非徒探索空虚者比，迨其后门徒浸广，欲夸授受之殊。”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王守仁。
在正德、嘉靖时期，王阳明和湛若水都重视自己的书院建设，将书院作为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前沿阵地。到了嘉靖、隆庆之际书院讲学进入全盛局面，突出的表现为数量多，据曹松叶所著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统计，仅明代兴复和新创建书院总数就有1239所，实际数量远超于此，甚至超过了唐朝、宋朝、元代三朝书院的总和，而嘉靖年间所新建的书院，为明代皇帝之首。
分布范围极广，除了青海、西藏、黑龙江等极为偏远地区外，几乎所有地区都有私人讲学书院，例如东北地区锦州辽右书院，辽阳左书院，西北地区甘肃酒泉书院，西南地区云南贵州都有众多书院分布。书院的类型十分多样化，有军营创建的书院（湖南桂阳县的子龙书院），社团创办的书院（同善会，君山会，东林党），藩王主持的书院（山西养德书院，江西阳春书院）。
学院的过快发展，流弊百出，带来了诸多的严重后果。王学末流借着讲学之名，进行政治投机，例如嘉靖、万历年间，很多官员都参加私人讲学，借此机会分立门户，结党营私，嘉靖末年，明朝首辅徐阶为主盟，在京师灵济宫讲学，手下学员竟能达到5000多人， 其中大多数都是新科进士，京师朝中重臣以及地方各级官员，他们都想借机讨好徐阶，以求高官重禄。
这些人思想太超前，提倡人人平等，很不利于张居正改革的推行，何心隐甚至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这与君权神授以及儒家的经世传统提倡的“君纲、臣纲、父纲、子纲”是背道而驰的。这也与朱元璋所崇奉的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不容的。
此外，书院泛滥，各地都滥建书院，耗费朝廷大量钱财，内虚国库，这些书院大多都成为行政场所，严重干扰地方行政秩序，讲学者也趁机笼络人心，培养自己的亲信，参与内阁斗争，左右内阁决策，严重干扰朝廷办事效率。
还有一部分讲学者，对国家政事毫不关心，只是为了讲学而讲学，一副高高挂起，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态度，空谈废业，贻误国事，败坏人才，而且将儒家经世传统破坏殆尽，明朝中后期的衰落，这些脱不了干系。
正所谓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当以王阳明和湛若水为典型代表的心学，动摇了宋元以来朝廷所确立的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引起朝廷警惕，一些大臣向嘉靖皇帝上书直陈心学弊端，恳请皇帝禁毁书院，嘉靖皇帝一方面安抚湛若水，另一方面下达禁毁命令；毕竟嘉靖皇帝曾经首肯过讲学，所以这次禁毁的并不彻底。
这时候，正在改革的张居正出手了。
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借助改革之势，清除弊乱，想挽救明朝即将灭亡的颓势，不得不大刀阔斧地进行禁学。张居正为何禁学呢，为何要对学院下手呢？
张居正能够进行各项改革，其施政原则就是“恪守祖制”和“宫府一体”；实质上就是远法明太祖，近效明世宗，加强朝廷集权，并且花费极大的精力去争取明神宗、李太后和冯保的主持。
张居正曾说“法不可以轻变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则承敝袭舛，有颓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过也，轻变，则厌故喜新，有更张无序之患，此太多事之过也。二者，法之所以禁也，而且犯之，又何睱责其能行法哉！去二者之过，而一求诸实，法斯行矣。”《张居正集》第147页。
总之，其主导思想就是加强中央集权，重振纪纲。张居正虽然是首辅，他也需要借助当时的皇权权威来将改革付诸实施。
当张居正禁学政策受到各方面的指责时，张居正辩解：“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荞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学也。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也。”
在张居正看来，王阳明之学是混淆真道学，是作伪之学，这种道学充满虚谈空见的弊端，这与张居正“务实”的态度是格格不入的；张居正在打击王学空心之谈的伪学说的同时，大力提倡学以致用的主张。
张居正所推向的包括吏治、经济、军事以及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终归到底就是对人的改革；而当时的心学对人的思想的影响巨大，因此，张居正所下的禁学政令也十分严厉，拆毁众多书院，仅在万历年间，他共毁掉64所书院，给书院以重创，彻底终结书院兴盛局面。
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正是应了王派代表人物何心隐的说法，兴我心学者，不是徐阶，忘我心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只有张居正也。
张居正死后，遭到了各方反对势力的强烈反弹，几乎推翻了所有的改制，大家说张居正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