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意思是有固定产业的人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没有固定产业的就不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
这句话出自于战国孟子的《孟子·滕文公上》，文章比较长，我就选出一段来帮助理解：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
孟子说：“是的，这是不能求助于别人的。孔子说：‘国君死了，太子把政事托付给冢宰处理，喝粥，面色暗黑，走到孝子的位置上就哀哭，这样，大小官员没有敢不哀伤的，因为太子给他们带了头。’在上位的人爱好什么，下面的人必定对此更加爱好。君子的道德，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倒伏。这件事就在于太子了。”
老百姓中形成这样一条准则，有固定产业的人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没有固定产业的就不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如果没有稳定不变的思想，那么违礼犯法、为非作歹的事，没有不去干的了。等到他们陷入犯罪的泥坑，然后便用刑罚处置他们，这就像是布下罗网陷害百姓。哪有仁人做了君主却干陷害百姓的事的呢？所以贤明的君主必定要恭敬、节俭，以礼对待臣下，向百姓征收赋税有一定的制度。阳虎曾说：“要发财就顾不上仁爱，要仁爱就不能发财。”
如何理解这段文字呢？
首先孟子这段"恒产"的议论后面就是关于"井田"制的言论，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孟子的"恒产"论是土地国有制的井田制下的"恒产"论。这样的"恒产"论只能是劳动者稳定地占有、使用、经营国有土地，而不是拥护土地私有制。
其次，在孟子看来，有固定产业的人思想稳定，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思想不稳定，这些思想不稳定的人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在这段文字之后，孟子又讲了农家的许行及"其徒数十人"，从楚到滕，而对滕文公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许行和他的门徒听说膝文公要行仁政，就表示愿受一廛（住宅）而为氓（民），按周代的制度对外来的民众，受住宅（廛）和土地是同时进行的。这正说明所谓"恒产"就是对授给的国有土地有稳定的使用权。战国中期，由于广泛存在的个体农民在国家赋税、徭役的盘剥下和自然灾害的打击下，纷纷破产，无法进行再生产，这时孟子倡导"恒产"，对稳定个体农民经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
孟子提出“恒产”的原因：
孟子认为人民之所以“放辟邪侈”，是由于无恒产所致。于是提出要“制民之产”，即赋予人民一定的个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
上述观点适应于封建地主经济初期发展的要求。“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成为后世士大夫们饱食终日常用的借口。
影响：
孟子予民以恒产的主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封建小农经济模式的设想，常被后人作为反对土地兼并和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的立论依据。
总之，孟子主张收十分之一、九分之一的农业税和采取单一税收形式，减轻农民负担，让他们富起来，这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其中也夹杂了不少保守、过时、迂阔和不切实际之处。
意思是：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节选原文：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译文：
民有一个基本道理：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加以惩罚，这等于陷害百姓。哪有仁爱的人坐朝，却做出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认真办事、节省费用、有礼貌地对待部下，尤其是征收赋税，要有一定的制度。
扩展资料
《孟子》一书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
本句反映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所以恭俭对待人民，要“取于民有制”。
孟子提出民本思想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烙印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问题严重，连年的战争，给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到了战国后期，战争的规模又不断升级，饱受战争之苦的是广大平民。
孟子虽为贵族后裔，但也是平民出身，切切实实地感受过战争割据带给百姓的创伤，自小内心便有着一颗仁义之心。
孟子在游学过程中结识儒学，并拜在曾子门下，潜心研究儒学。儒学的“德治”主张同孟子的想法不谋而合，使得他更加潜心的研究。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之后，孟子在这一基础上又提出了“仁政”学说，这一学说充分贯彻了孟子所向往的“民本”，更加完整。
孟子也带着自己的学说往来于各国之间，游说各国君主，期待能够运用自己的学说治理这个乱世。很多人多说孟子是个杰出的游说家，在他的众多游说中，都用他那雄辩才略让君王点头称道，最出名的莫过于他与梁惠王的多次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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