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外名著译本有很多不知所云的地方

如题所述

近来,走进书店,无论大小,翻译作品随处可见,古典的,现代的。各出版社似乎热衷于推出世界文学作品,有普及本,也有精装本。多数书是重译的。

大量出版世界文学名著,提高群众读书品味,很好;重译,也无可指摘。但是,要译好,至少说,要好好译。

“译好”,是译者的水平问题;而“好好译”,则是译者的态度问题了。

“译好”,能译得多好呢?

与朋友聊天,朋友说,不爱看翻译作品,因为经过这“译”,由于中西语言文字的不同,失去了味道,原文的优美,含蓄之处可能被歪曲。

我以为不然。

好的译者,好的译作是不会让读者失望、遗憾的。

当年有人对朱森豪译莎翁作品提出异议时,朱森豪说:“它是一部名著,我还它一部名著!”

翻译家杨绛先生曾说:“译者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蓄,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而且“内容不可有所删减,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蓄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含着原文。”

翻译不只是把西文转成中文,翻译也是创作。

好的翻译家一定是好的作家。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不可能在译作上取得成功。语言学家高名凯精通英、法文字,编写过各种词典,但译巴尔扎克的作品晦涩难懂。

中西文化差异很大,译者任务艰巨。杨绛先生说:“翻译是一项苦差。”但好的译作可让读者一看即知是哪国作品,甚至出自哪位大师手笔。

傅雷译巴尔扎克,郑永慧译雨果,冰心译泰戈尔,草婴译托尔斯泰,汝龙译契诃夫,李俍民的《牛虻》、《斯巴达克斯》,杨绛的《堂吉柯德》,李健吾的《包法利夫人》,夏丏尊的《爱的教育》,萧乾的《尤利西斯》等等都形成了各自的风格,成为传世佳作。

雨果曾说:“夏多勃里昂翻译塔西陀的作品,译得就象塔西陀也在翻译夏多勃里昂的作品一样。”
就是这种境界。

译者译书时态度认真,此所谓“好好译”。要有一种“翻译精神”。

孟德斯鸠论翻译拉丁文的困难时说:“先得精通拉丁文,然后再把拉丁文忘掉。”因为译者翻译时总把原文读了又读,融会于心,细细品味,原文的文法、语序也就停滞在头脑里了。所以得“忘掉”,“忘掉”之后再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还它一部名著!”

冰心译泰戈尔的作品,先从英文本译来,再请精通孟加拉语的朋友把自己的译本译回孟加拉语,与原孟语本对比,略有不同即修改。

傅雷译《幻灭》,五十万字译了三年半。他说:“翻译工作要做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这就是“翻译精神”。

现在新出的重译本,有的东抄西抄,把旧译本中人名、地名略改几字,大功告成;有的是亲自译了,下的功夫不够,水平不敢恭维。这是缺乏“翻译精神”。

重译是有必要,但不可滥,态度认真,要对得住读者,要有“翻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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