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为内容的古代事例

我们老师叫我们写一篇关于负责任的议论文,要求一古一今的事例。现在急求古代实例!就是古人干了什么负责任的事情。速度!!

  你这问得也太广了

  首先,中国传统史籍中蕴含着强烈的经世意识。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家在其史学作品中,非常善于运用他们独特的历史智慧,阐释“修”、“齐”、“治”、“平”的理想,以期为国分忧、为国献策,实现资政育人的宏伟目标。孔子作《春秋》,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周礼来维护当时被破坏的社会等级制度。这种史学经世的意识到司马谈、司马迁纂修历史的时候变得更加自觉。司马谈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名史学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司马迁著《史记》,更是高标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阅读《史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越是变革时期的史事,司马迁记载得越详细,用力也越勤。这就反映出他确实抓住了历史的要害,是为活人写历史,为国家的需要写历史,为民族的未来写历史。唐玄宗时期,被誉为“董狐式”的史学家吴兢用一种特殊的体裁撰写了《贞观政要》一书。这是一部记录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史专题。他在《序》中写到:“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这不仅是对前朝为政者的仰慕,更是希望当今及今后统治者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杜佑的《通典》虽是私家著作,但他在《自序》中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其著史的目的是要“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跃然纸上。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进〈资治通鉴〉表》)为编纂原则,更是封建时代优秀史家具有强烈的关注国家与社会的政治意识的典型代表。

  其次,历代史家及其作品中包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先哲对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的辩证总结。历史是客观的,但是记载历史过程的史学作品总是要带上史学家个人的思考。宋代苏洵在《史论》一文中说“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汉书·司马迁传》),这都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文情怀。孔子作《春秋》,充满着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忧患,笔墨之中隐含着微言大义。司马谈初作《史记》的动机是要歌颂汉兴以来建立的丰功伟业,司马迁继承父业之后却赋予《史记》更多的忧患意识。在《史记·封禅书》、《平准书》中,司马迁对武帝时代业已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的揭露和对武帝封禅求仙的嘲笑与讽刺,更是一个优秀史家内心忧患意识的集中表现。东汉后期史学家、政论家崔�、王符、仲长统等人在其著作中,将矛头直指现实,对当时外戚宦官交替专政、王纲解钮、朝政腐败的实际状况予以深刻揭露,将我国古代具有忧患意识的史学思想推向新的高峰。司马光殚精竭虑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原因之一是对北宋积贫积弱的政治现状有深深的忧虑。两宋之际的史学家李焘、徐梦莘、李心传等人的著作是当时人写当朝史,但同时也是对当时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的“忧世”、“泣血”之作。明清之际史学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清末的龚自珍、魏源、黄遵宪等,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了对时代的深深忧虑。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史学史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既有面对乱世的焦虑,也有面对社会变革之际的思考。更可贵的是,即使身处盛世,他们也不忘居安思危。与一般人的忧患意识不同,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往往能以严谨的史实为根据,贯穿着博古通今的历史思考,并以史书为载体表达出来,因而能够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层次上影响人、唤醒人、教育人。

  再次,传统史家与史著中追求国家统一、反对社会分裂的坚强精神,崇尚民族英雄、鄙视投降变节的高尚情怀,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源泉。千百年来,史学家用“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战国策·秦策四》)、“以邻国为壑”(《孟子·告子下》)、“百里无烟,城邑空虚”(《三国志·吴书·朱治传》引《江表传》)等惨烈的语言记述了分裂所带来的深重苦难;用“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尚同一”(《墨子·尚同》)、“一天下”(《荀子·王制》)等词语表达了渴望统一的愿望。史学家以浓重的笔墨对“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的赞誉,是对和平安宁的统一社会的希冀;史学家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族英雄的歌颂,对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者的无情鞭挞,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道德观、历史观的集中体现。
  参考资料:关于爱国的古代名人事例
  周处认识错误

  周处年轻时,为人蛮横强悍,任性使气,是当地一大祸害。义兴的河中有条蛟龙,山上有只白额虎,一起祸害百姓。义兴的百姓称他们是三大祸害,三害当中周处最为厉害。有人劝说周处去杀死猛虎和蛟龙,实际上是希望三个祸害相互拼杀后只剩下一个。周处立即杀死了老虎,又下河斩杀蛟龙。蛟龙在水里有时浮起、有时沉没,漂游了几十里远,周处始终同蛟龙一起搏斗。经过了三天三夜,当地的百姓们都认为周处已经死了,轮流着对此表示庆贺。结果周处杀死了蛟龙从水中出来了。他听说乡里人以为自己已死,而对此庆贺的事情,才知道大家实际上也把自己当作一大祸害,因此,有了悔改的心意。于是便到吴郡去找陆机和陆云两位有修养的名人。当时陆机不在,只见到了陆云,他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了陆云,并说:“自己想要改正错误,可是岁月已经荒废了,怕最终没有什么成就。”陆云说:“古人珍视道义,认为‘哪怕是早晨明白了圣贤之道,晚上就死去也甘心’,况且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再说人就怕立不下志向,只要能立志,又何必担忧好名声不能传扬呢?”周处听后就改过自新,终于成为一名忠臣。

  唐伯虎变得谦虚
  唐伯虎潜心学画。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李白认识错误
  磨针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间相传李太白在山中读书,还没有读完,就丢下课本走了。过了小溪,看见一位老婆婆正在磨铁杵,李白便问,老婆婆回答:“我想要做针。”李白明白了从中的意思,就回到了山上完成学业。老婆婆自己说她姓武,现在磨针溪旁有武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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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12-06
文天祥的《 <指南录>后序》,南宋末年,朝政腐败,只到大元军队兵临城下了,大家才不去抢当官了,而把国事托付给文天祥,文天祥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甩手不干,但是自幼读书明理,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天祥,临危受命,出城与敌人交涉,义正辞严地与敌军谈判,敌军官军都很佩服,后被奸臣出卖,遭到扣留,半路上九死一生,逃回来继续抗敌,兵败被俘,敌人吓唬他,故意让他到广东入海口——零丁洋看到南宋小皇帝跳海自杀,但他仍是忠心祖国,不为所动,敌人收卖他,只要投降,马上封为大元帝国的宰相,因为他很有影响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又押到北京住了一年多的地牢,最后蒙古人无可奈何,将他处死。

下面是指南录后序的译文,我复制来的,你只取第一段就行。

德佑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受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统率全国各路兵马。当时元兵已经逼近都城北门外,交战、防守、转移都来不及做了。满朝大小官员会集在左丞相吴坚家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当双方使者的车辆往来频繁,元军邀约宋朝主持国事的人前去相见,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就可以解除祸患。国事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顾惜自己了;料想元方也还可以用言词打动的。当初,使者奉命往来,并没有被扣留在北方的,我就更想察看一下元方的虚实,回来谋求救国的计策。于是,辞去右丞相职位,第二天,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
刚到元营时,据理抗争,言词激昂慷慨,元军上下都很惊慌震动,他们也未敢立即轻视我国。可不幸的是,吕师孟早就同我结怨,贾余庆又紧跟着媚敌献计,于是我被拘留不能回国,国事就不可收拾了。我自料不能脱身,就径直上前痛骂元军统帅不守信用,揭露吕师孟叔侄的叛国行径,只要求死,不再考虑个人的利害。元军虽然表面尊敬,其实却很愤怒,两个重要头目名义上是到宾馆来陪伴,夜晚就派兵包围我的住所,我就不能回国了。
不久,贾余庆等以祈请使的身份到元京大都去,元军驱使我一同前往,但不列入使者的名单。我按理应当自杀,然而仍然含恨忍辱地前去。正如古人所说:“将要有所作为啊!”到了京口,得到机会逃奔到真州,我立即把元方的虚实情况告诉淮东、淮西两位制置使,相约他们联兵讨元。复兴宋朝的机会,大概就在此一举了。留住了两天,驻守维扬的统帅竟下了逐客令。不得已,只能改变姓名,隐蔽踪迹,奔走草野,宿于露天,日日为躲避元军的骑兵出没在淮河一带。困窘饥饿,无依无靠,元军悬赏追捕得又很紧急,天高地远,号呼不应。后来得到一条船,避开元军占据的沙洲,逃出江口以北的海面,然后渡过扬子江口,进入苏州洋,展转在四明、天台等地,最后到达永嘉。
唉!我到达死亡的境地不知有多少次了!痛骂元军统帅该当死;辱骂叛国贼该当死;与元军头目相处二十天,争论是非曲直,多次该当死;离开京口,带着匕首以防意外,几次想要自杀死;经过元军兵舰停泊的地方十多里,被巡逻船只搜寻,几乎投江喂鱼而死;真州守将把我逐出城门外,几乎彷徨而死;到扬州,路过瓜洲扬子桥,假使遇上元军哨兵,也不会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两难,几乎等于送死;坐在桂公塘的土围中,元军数千骑兵从门前经过,几乎落到敌人手中而死;在贾家庄几乎被巡察兵凌辱逼迫死;夜晚奔向高邮,迷失道路,几乎陷入沼泽而死;天亮时,到竹林中躲避哨兵,巡逻的骑兵有好几十,几乎无处逃避而死;到了高邮,制置使官署的通缉令下达,几乎被捕而死;经过城子河,在乱尸中出入,我乘的船和敌方哨船一前一后行进,几乎不期而遇被杀死;到海陵,往高沙,常担心无罪而死;经过海安、如皋,总计三百里,元兵与盗贼往来其间,没有一天不可能死;到通州,几乎由于不被收留而死;靠了一条小船渡过惊涛骇浪,实在无可奈何,对于死本已置之度外了!唉!死和生,不过是昼夜之间的事罢了,死就死了,可是像我这样境界险恶,坏事层叠交错涌现,实在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的。痛苦过去以后,再去追思当时的痛苦,那是何等的悲痛啊!
我在患难中,有时用诗记述个人的遭遇,现在还保存着那些底稿,不忍心废弃,在逃亡路上亲手抄录。现在将出使元营,被扣留在北门外的,作为一卷;从北门外出发,经过吴门、毗陵,渡过瓜洲,又回到京口的,作为一卷;逃出京口,奔往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的,作为一卷;从海路到永嘉、来三山的,作为一卷。我将把这诗稿收藏在家中,使后来的人读了它,为我的志向而悲叹。
唉!我能死里逃生算是幸运了,可幸运地活下来要干什么呢?要求做一个忠臣,国君受到侮辱,做臣子的即使死了也还是有罪的;要求做一个孝子,用父母留给自己的身体去冒险,即使死了也有罪责。将向国君请罪,国君不答应;向母亲请罪,母亲不答应;我只好向祖先的坟墓请罪。人活着不能拯救国难,死后还要变成恶鬼去杀贼,这就是义;依靠上天的神灵、祖宗的福泽,修整武备,跟随国君出征,做为先锋,洗雪朝廷的耻辱,恢复开国皇帝的事业,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誓不与贼共存”,“恭敬谨慎地竭尽全力,直到死了方休”,这也是义。唉!像我这样的人,将是无处不是可以死的地方了。以前,假使我丧身在荒野里,我虽然正大光明问心无愧,但也不能掩饰自己对国君、对父母的过错,国君和父母会怎么讲我呢?实在料不到我终于返回宋朝,重整衣冠,又见到皇帝,即使立刻死在故国的土地上,我还有什么遗憾呢!还有什么遗憾呢!
这一年夏天五月,改年号为景炎,庐陵文天祥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诗集取名为《指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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