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0-11
一、我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1、 从“晚、稀、少”到独生子女
首先让我大体上回顾一下人口研究的脉络。你们通过社会和书本得知的和我们经过研究所得知的会有所不同，因为有些东西是没办法写在书本上的。
最基本的思想大家都知道，包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寅初《新人口论》以及新中国最早的非常聪明的一个政策——“晚、稀、少”。这个我认为特别科学的政策据说是周总理当年定的。 “晚”、“稀”、“少”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概念。一个公共政策在绝对化的情况下会出现问题，因此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好。
之后人口政策被改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但这个政策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当时关于人口增长极限的研究影响很大，有学者认为假如人口不实现零增长，就会没法生存。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人口模型，用来模拟分析全世界的发展前景。
当时认为到2000年，世界人口就不能再增长了，甚至经济、资源都不能再增长了。然而我们有幸活到了2000年以后，我们不用做任何的推导和证明，就可以证实我们都在，且人口数也在增加，所以他们的研究是错的。我想说的是，当你得出一个证明其正确与否都很难的结论，我们与其说有结论，还不如说没有结论。
接着，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了。1980年9月25日《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中针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提倡”和“号召”，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是“提倡”而非强制。而且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范围相对较小。后来独生子女政策由提倡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制性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发生了非常多的恶性事件，政府又出台了“开小口，堵大口”政策 （注：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
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以后，争论非常之大。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其实当初就有人做过了，并不是我们今天突然地就做出了这些改变，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像有些人说的，人口学家都是十恶不赦、助纣为虐的，我认为在独生子女政策甫一出台时就是有争论的。
2、几个政策口径的区分
现在有一个时间节点很重要，那就是独生子女什么时候开始起算？普遍认为是1973年。以1973年国家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标志。有种讲法叫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这里的“双非”不是这个意思——是指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现在的政策已经放开了“单独”，那就相当于只剩这些“双非”了。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不同的政策口径的概念，对应的目标人群是不一样的，千万要注意概念细微的差别，概念不同，涉及的人也不同。
城镇和农村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不一样的，多数省份农业人口不是“一孩”政策，而是“一孩半”。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就可以生第二个孩子，所以平均下来是一孩半。但有些省份，比如四川和江苏的农村也是一孩政策。所以单独二胎政策对应的目标人群主要是非农业人口，是很小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口这么多而单独却并不多的原因。
人口政策的调整一直都在被研究和争论,很早之前，就有面向21世纪的人口政策研究，只是当时做课题时受了很多现在想起来都有点滑稽可笑的限制。比如，国家计生委曾一度要求人口学相关杂志不许发表和生育政策有关的学术论文，所以检索文献里面关于生育政策方面的研究很少。但这不是因为没人研究，而是不让发表。
二、人口研究模型
1、“全面二孩”的递进模型
研究“全面二孩”的人群分类比较简单，因为不用考虑其他，只用关心母亲自身的生育。我们采用的是递进模型，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建的模型。在生育行为中，生双胞胎、多胞胎的比例很小，生育了一孩才能生二孩，生育了二孩才能生三孩。所以随着你生育的同时，你的年龄也在不断增长，一次生育行为基本上需要一年时间。所以在模型中既要增加年龄，也要增长孩子次数。我们把育龄妇女按照年龄和孩次区分才能真正和生育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否则模型跟政策是不相连的。
2、“单独二孩”的微观模型
而研究“单独二孩”时，没法用宏观模型，因为它涉及到代际独生和生育属性。很多研究用了宏观模型，研究结果忽高忽低，脱离实际。所以，为了解决多代人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独生属性问题，我们采用的是微观模型。
我做的微观模型的数据结构中，利用 Computer number——个案识别编号，性别，年龄，户口（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政策不一样），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生过几个孩子，和夫妻编号进行编程，相当于构建了一个人工社会。
三、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详细解读
1、放开二孩政策是否需要分批次？
2012年，我们回应了当时学术上对全面或单独二孩是否需要分批次开放的争论，我们认为就算同步放开也不会出现太多新增人口。我们做了2013至2015年的放开单独二孩后的新增人口数的预估，结果是：如果早放开一年，生育率曲线平坦，那么晚一年也平坦。当然不能晚太多，因为很多人就没有机会生育了。我们认为三年前后，也就是早三年和晚三年差不了太多。当时的结论，就是统一放开“单独”的话，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大概是100万左右，达到或超过200万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学术研究不可能给出绝对精确的预测数字。
如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新增人口会突然有个冲击，我们当时预设这个冲击大概在600万左右，当时的参照对象是最早的独生子女政策。现在要比较的，是一下子全面放开二孩后，这个新政策会造成多少堆积？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要注意统计口径。如果有单独二孩政策在先再实施全面二孩，结果比我预设的数字变小了，即使是一步到位全面放开二孩，当年估计新增人口也不太可能超过3000万，大概在2800万左右。当时有学者认为新增人口在4600万到4800万之间，还有人认为立即放开会达到4995万，这是很吓人的。当年我认为今年政策放开新增人口的上限是3000万。
国家卫计委当时“单独二孩”想分成三批逐渐放开，以期散开出生堆积。我认为按三年放开的话，每年也就是递增五六十万，肯定到不了一百万。当时各省给国家的压力很大，紧接着，半年之内“单独二孩”这个政策就放开了。发现没出什么大事，也没有几个人来申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面二孩会如此快地放开的一个原因。
2、开放时间的早晚是否会影响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
关于全面二孩的政策，这次研究的重点第一个和目标人群有关，以期解答目标人数是否会因为开放时间的早晚而产生很大的差别，这是我研究的一个目标。其关键在于参数和模型，如果不搞清楚参数和模型而胡乱算一通，就说你的结论是可靠的，那么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就没法争论。
2010年的数据显示基本上有一半的人是本来就可以生二孩的，目标人群（不含“单独”）现在大概有一个亿左右。这个数据是扣除农村“一孩半”家庭之后的，如果仅仅再扣除“单独”的一千多万的话，是不合适的，因为“单独”的数会变化，这两年是增加的。
我认为现在至少有一千四五百万左右的“单独”，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扣除单独后，目标人群在九千万以内。2014年目标人群的数据中40岁及以上的有四千万，接近40%；总数（含单独）也是一个亿。所以2010年和2014年的目标人群其实差不多。可是这几年又走掉了一些40岁以上的基本没有机会生育的人，所以新增符合新政策的人口每年差不了太多。不过对于个人来说，晚这么几年，就变成抱憾终生了。2015年的数据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育龄妇女越来越老了，40岁以上的超过40%。
3、人们到底想生多少个孩子？
怎么判断生育意愿也是关键的问题。到底人们想生多少个孩子？很多讨论和调查的结果忽高忽低。人口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比较的时候要进行标准化——年龄结构和实际情况一样，指标才能进行比较，如果不一样就需要换算。许多调查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进行年龄和孩次结构的标准化。也就是说，调查是有选择性的，你调查更多的是生过的还是没生过的，是刚生过还是生过多长时间，这都是不一样的。我对那些调查的结果进行双标准化——既进行了年龄结构的标准化，也进行了孩次结构的标准化，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农业人口虽然不同队列有所不同，总体来说有80%左右的人是一直想要二孩的，至于能不能落实到行为是另外的事情；非农业人口大概是40%-60%的人有生二孩的意愿。
4、我国的人口数量究竟会有怎样的变化？
我的判断是，放开之后的生育行为会有一个自然的过程，有早的，有着急的，也有晚的和不着急的。所以我认为明年新增人口应该在230万左右可能性比较大。我觉得人口真正堆积的年份应该是2017年，明年新增的出生人口我认为不太可能超过360万。所以总的生育率会增加，但不会那么多。至于总人口数，我认为总人口峰值大概在14.3亿左右，不大可能超过14.5亿。这次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中，高峰在14.5亿左右。基本上是采用了我的上限估计。
5、几个关键问题的判断
这里需要注意高龄产妇的体质特点导致的问题——她们恨不得提前一个月就住到医院里去，生完之后又恨不得半个月不走，一个人占用的医疗资源是那些正常年龄生育的妇女的好几倍。正常年龄的住院生孩子大概是三到四天，一周都算是很长了。而这些高龄产妇肯定都在八天以上，并且拼命地找最好的医院，这会导致市场需求的大量攀升，也会使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变得非常紧张。
另外，如果生育意愿落到实处，完全算数的话，那么大体上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会有所调整，当然，人们会有一些个性化的生育偏好。
最后讲几个关键问题的判断，首先是关于出生意愿的不同调查。我经常批评国家卫计委的调查，他们的调查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生育意愿的问题答案——“说不清”。我发现如果把农村回答“说不清”的归为“不想生”，城市回答“说不清”的归为“想生”，结果就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样。这个不是巧合，而是有规律的，因为要规定统一的调查口径。
由此得出结论：针对各种数据来源，我们往往只要数据不要算法，这样的话数据会帮助分析很多事情，即便它是有偏差的，也比你拍脑袋要强很多。你构建的历史，不如我们每个人现在实实在在的体验，就像任何一个特别好的幻想家写唐朝的故事，都不如直接找一个唐朝人来讲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见证这个历史的。
还有一个是关于40岁以上妇女能生育的人数的争论，我的判断就是每年不超过1%。
出生漏报我们也做了一些估计，如果说真的像国家统计局调查的数据那么低，中国早就该调整生育计划了，如果像国家卫计委调查的那么高，调整政策也不会有多少人生，因为都生过了，这就是逻辑上的一个推演。
四、结语
我想大家都能够见证未来五年内到底会有多少人。单独二孩的时候，我们也经受了巨大的挑战，至少阶段性的实际情况基本上吻合了当时的估计。当然我非常庆幸的是，我们这个研究直接或间接的报告完成后，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如果出生的人比预期的多一点，我也好交代，因为非要一下子全面一起放开，的确会多一点。但我宁愿多一点，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生。
我们政策的目标不是不让生，而是让能生的都生，因为“中国多那么几个人天塌不下来”。我跟我们院的同志争论的时候，个别非常激进的人认为要坚持计划生育三百年不动，天天喊人多。我直接反驳说，你嫌多，你为什么不先走？他立马不吭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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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华——普二政策的社会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人口学院杨菊华
现在有一种声音，觉得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的生育政策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在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稳定低生育水平，特别是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年轻的男孩一个个都很帅，女孩都很靓，我认为这和过去多年提倡的“优生优育”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生育政策是非常严苛的，它在我国人口结构方面，比如说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上，埋下了隐患。这也是政策需要调整的很重要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普二新政有很多目的。包括要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地发展；要履行政府35年前所说的，生育政策只是“一代人”的政策的承诺，尽管这“一代人”长了一点；要提升我国家庭的发展能力；要回应人民群众普遍的想要生育一个以上孩子的意愿的关切。从政策的层面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改革，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普二新政出台后，不仅引起了国内极大的讨论，国际上也进行了关注：奥地利有媒体认为全球的婴儿食品会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法国达能食品公司的股市立刻上升了4个点；港股中生产儿童产品的公司股价暴涨；而生产避孕套的日本公司股价暴跌。所以对于普二新政，大家都有很多的预期，其有可能带来的后果也引起了广泛报道和巨大争论。
我将从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宏观角度以及家庭和个人的层面谈一谈我的看法。
一、 普二政策的宏观影响
1、 对人口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人口方面。我的基本的看法是，即使推行了普二新政，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也不会有太明显和太大的提升。
我按生育行为将国人分成了六大类：第一类是想生，且交得起罚款的人——他们已经生育了二孩，且更多的是多孩，比如张艺谋；第二类，是能争取到二孩指标的人，这些人已经生了二孩，放开后也不会再生了；第三类人是交不起罚款，而且也不打算交罚款的，他们也生了二孩；第四类，是因为生养成本太高而不打算要二孩的，那么哪怕现在放开了政策，他们因为成本也不会生育二孩；第五类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想生的；最后一种是想生，但拿不到指标，因此不敢生的。
前五类人，如果他想生，大部分已经生了，所以他没有很强的生育意愿。最后一类人是谁呢？主要是吃“财政饭”的人。这一部分人，我在2009年算过一次，大概在育龄妇女（15至45岁年龄段的妇女）中占6%到9%左右。另外一部分是比较老实的，不敢违反政策的老百姓。还有一部分是严格实施一孩政策省市的农村人口，比如江苏和四川两省。所以这样看来，普二以后，人口也不一定会有很大的反弹。
第二，普二政策对缓解老龄化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它能够提高生育水平，但是新出生的孩子只是缓解了金字塔底部的那一块，但金字塔顶端的在变老的人群占了相当大一部分。比如说我，十年以后我就进入老龄阶段了，而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总量是非常巨大的。这是一个顶部老龄化的问题，不会因为多了新出生的人口降低。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普二对缓解老龄化也是有限的。
人口方面的第三点，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性别结构问题。
出生性别比正常状态是大概100个女孩子，对应105到107个男孩子，这个是不论种族和民族的，岁月自然进化的结果。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从90年就明显失衡，而且在过去的数年中持续失衡。
性别比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例如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社会发展。性别偏好就不用说了；生育政策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积压，因为如果生育行为没有任何外界干预，基本上是平衡的，但是因为有了生育积压，使性别比自身的调节功能大大压缩，另外一个叫性别长视，或者叫性别短视。比如农村地区实施的一孩半政策的条件是，只有第一胎是女儿的家庭，才可以生第二个孩子，这就影响了性别比；经济社会发展可以降低出生性别比，也可能会提高出生性别比。例如，温州和广东的出生性别比是非常高的，许多人就是需要一个儿子继承家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2、对经济的影响
我想重点谈谈普二政策对商品市场的推升作用。总体来看，普二政策不管对人口总量还是对劳动力市场，短期内都不会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但却会更大地影响商品需求和商品市场。因为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多了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人口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模式。例如，孕产妇和婴幼儿的商品以及托儿所、幼儿园、早期教育等等，这些需求都会大量增加。这样会极大地推升对婴幼儿服务以及一些基础设施的需求，还会促使一些新的职业的产生。
另外，家政服务的市场需求也会更大。中国代际之间的互惠是非常明显的，年轻一代生了孩子，年长一代会要提供大量的支持，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家务劳动方面。但是很多女性生二孩的时候，父母亲年岁很可能已经大了，那么对外来社会化的服务就有更大的需求了。这个在普二政策推行之前就已经有显现了——很多地方的家政服务非常昂贵。
此外，普二政策对地产市场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我们过去很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住房结构，都是70-90平米左右的一家三口的两居户型的设计。如果是需要三居室的一家四口呢？所以，一方面会对住房的面积有更大需求，另一方面对住房的结构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另外，第二胎的孕妇保险市场也会呈现出较大的需求。
3、对社会的影响
最后，我想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一看普二政策在宏观层面的影响。
首先，它会对人力资本有一定的推升作用。前面提过，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贯彻得最好的是吃“财政饭”的人群，比如国家公务员和大学老师。新加坡的生育政策就是鼓励高学历的女性多生孩子，他们认为这对国家的人力资本积淀是有好处的。在普二新政后，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进行生育，他们更有经济资本把孩子培养得更好一些。
第二，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我们把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称为失独家庭，失独家庭在我国的总量是比较大的。不过我想首先澄清一点：不是所有的失独家庭都是由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有些年纪较大的失独家庭是没有受到政策影响的。但是如果失独家庭和政策交叠的时候，政策无疑要承担这样的后果。所以普二后，会降低失独家庭的风险。同时，也就降低了社会的风险。另外，普二政策也会使曾经引起众多社会矛盾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问题得到解决。
刚刚提到的都是正面的效果，我们再来看一看普二政策给未来的公共资源，特别是优质的公共资源，带来的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医疗卫生资源，妇幼保健方面首当其冲，成为了一个很大问题。第二，是大龄产妇的生育风险。大龄产妇各方面的风险比较大，占用床位的时间比较长，也会影响到周转以及对公共资源的需求。另外，在教育资源方面，比如托儿所、幼儿园等也很明显会受到挑战。
二、普二政策对家庭的影响
二孩以后，更多的家庭有了更大的决策空间，更有可能满足自己两个孩子的生育意愿，实现家庭计划。所以，我们认为普二可以改善家庭结构，提升家庭发展能力。《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大约有1.5亿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和子女三口之家是最主要的家庭形式，即“421”的家庭结构类型。当一个家庭有了两个孩子以后，对于家庭的结构调整和降低失独的风险都会有比较大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的家庭规模是小型化的家庭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普二后会带来很大的变化。
同时，我们也知道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空巢家庭的时间大大提前，比例大大上升。一方面，家庭的养老功能受到削弱，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离家后，父母亲会比较孤独。普二会使我们能更好地享受天伦之乐。
另外，普二政策避免了超生处罚，降低了生育成本，促进了家庭的发展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我国传统的亲属文化非常丰富，可是在独生子女的背景下，亲属文化的体系被极大地削弱了。普二以后，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拾这种家庭关系，能够更好地体验到相对复杂，但也更温暖的家庭人际关系。
普二不仅仅是多了一个孩子，更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除了众多好处外，它也会加大养育的成本，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西方家庭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资源稀释理论。因为家庭的资源是有限的，孩子越多，每个孩子得到的资源就越少。所以普二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养育模式，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好的。另外，放开二孩后，很多家庭就会面临是生还是不生、什么时候生、生儿子还是生女儿的问题，这有可能会引起夫妻之间和代际之间的矛盾冲突。
三、普二对个体的影响
最后，我想从个体层面来谈一谈我的看法。很多女性表示，普二政策会使得女性的入职门槛变得更高；职业前景变得更不稳定。这也是调查显示很多女性都在犹豫是否生二胎的原因。有研究表示，多生一个孩子，女性的收入会降低7%。当然，对孩子来说，有人分担后压力会小一些，对独生子女健康人格的形成也会有帮助。
四、总结
综上，普二新政在宏观层面、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都会有影响，其对宏观层面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方面，且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更大。最后，我想呼吁建立一种家庭友好型的政策，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想生二孩，但却不敢的。我们要有一种家庭友好的政策，让他们不仅仅想生，而且敢生，并且最终会把孩子生下来。当然，这意味着很多政策和服务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