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作为一种特殊的危机，犹能体现现代化的特点。生态学，原指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人如何面对自然，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然而，为什么特别强调此问题与现代性的相关性？有两点体现。首先，随着现代化以来科学、技术的变革以及人类的能力的拓展，人已经不再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受动者，反而成为了主导者和决策者——这意味着人必须决定如何面对自然，甚至如何“改造”自然。如果不主动地进行规划和决策，而是继续盲目地面对自然，自然会报复人类——这就体现为“生态危机”。[ 当然，强调知识的“自反性”学者，如贝克、吉登斯会认为，恰恰是人类的主动决策，导致了“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可能性计算加以领会，但却不能通过这种方法消除。”转引自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13页，商务印书馆，2001。而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决策是基于工具理性还是超越了工具理性的，这种差异会导致结果的不同。]其次，生态危机，不仅仅是人如何面对外部环境的问题，正如吉登斯所指出，“‘自然’之物与‘生活’之物完全搅在一处……在人类必须进行实践决策和道德决策之处，‘自然’便转变为行动的领域。”[ 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2页。]他在分析后传统社会的特性时，强调了自然的社会化，这体现为自然从占支配性地位到成为人的决策的产物。
如此，生态危机就需要引起我们的生态意识以及生态学意识。然而，对生态危机的思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生态学-社会学-哲学”问题。如果说，其中的生态学维度标示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学维度则标示着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哲学维度标示着人通过自我反思而为前两者找到一种出路。
生态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生态学的关注。自19世纪下半叶至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态学流派。如各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这些理论形式就思想形态而言是逐渐展开的，从人类到动物、生物乃至生态。然而，大体而言，一个可靠的划分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原因在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区分要大于动物与生物，以及整个生态之间的区分。
这里需要有两点澄清。首先，这样的一个二分的模式并非表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完全隔岸相望；也并非意味着，在各自自身理论内部是铁板一块，齐心协力（每一个阵营内部都有极端的形式和温和的形式）。尽管我们为了研究的必要将其作为“理想形态”对待，但不可否认，不同的生态学理论，即使属于同一阵营，也有着不可小视的差异。其次，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共享着同一个理论预设，即人类应该通过自身的自我意识，以理性（慎思）的方式，积极面对大自然——不管是保护自然还是利用自然。人类对自然应有所规划——尽管规划的方式和其所依据的理论不同，但人不能盲目地坐以待毙。非人类中心主义绝不是取消人的主体意识，恰恰相反，它呼吁人应该对自然负有比我们目前所承担的更重的责任。所以，以非人类中心主义分有了这一理论预设为由，认定非人类中心主义是虚假的理论形态（其本质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翻版），这其实是混淆了理论预设与理论内容，在同一个层次上谈论不同层次的问题。
下面简要回顾一下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历史。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是先登上历史舞台的。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发现环境遭受了破坏，而这将影响人的长远利益。于是，有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需要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生态学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早期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不能只考虑人的当前利益，而不顾及未来的利益。尽管倡导以人类的利益为本，但正因此需要保护生态环境。
随后，非人类中心主义也开始觉醒。人们发现不能把焦点只集中在人身上，其他的生物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它们的存在也能体现为一种价值，它们也需要像人一样拥有权利。其代表人物是史怀哲和莱奥博尔德。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打破了自启蒙以来的以“人”为绝对核心的范式，开启了以“生态”为中心的理论模式，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20世纪下半期，生态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各种不同的流派层出不穷，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也开始展开，它们各自的理论摆脱了刚建立时期的贫瘠与不充分，开始系统化和完善化。那么，它们各自的理论要点是什么呢？它们的争论又聚焦于何处呢？
大体上，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是：道德、权利只属于人类和人的世界；价值，即使不是只属于人，人的价值也高于其它生物的价值。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则恰好相反：道德、权利可以属于动物、生物世界；生态整体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在这个定位中，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道德、权利的归属，二是关于价值的所与。
在第一个问题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应该把“权利”、“平等”推广到其他生物，至少是动物身上。他们的依据是“天赋权利”。这继承和发展了西方人“天赋人权”的想法，但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在于，动物没有理性，而传统的权利观是和理性相关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动物有权利却不能承担义务，因此动物权利是非对称的。[ 详细的论证可以参考P.Taylor，Respect for Nature：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245-251。转引自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译者前言，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这个反驳至少使非人类中心主义遭到了困难。于是某些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转向了第二个问题，他们尝试“从价值中推导出义务”，[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2页。]如罗尔斯顿。
在第二个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承认，生物也有其内在价值（不只是工具价值），但人的价值却高于生物。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则强调整体的价值高于局部，即使这局部具有某种优先性。罗尔斯顿甚至提出了“系统价值”的说法，它综合了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强调价值的整体性，力图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单一叙事（storyline）。然而，问题在于，自然价值与人对自然的义务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关联，这是值得商榷的。
总而言之，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的优先性和典范性，这体现为人拥有理性，所以，人与生物之间是巨大的断裂；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生物的连续性，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员。两者各执一词，不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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