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陶渊明与谢灵运对山水田园的审美态度和心情上的区别：
陶渊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诗人,抒写了大量以农民生活、生产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历来的文学史家称其为隐逸诗人。他因为厌倦了官场巾的迎来送往，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决心归隐。
谢灵运的寄情山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本不想如此，但因为仕途败落，只有把满腹的心事诉之于山水，才能自慰。然而表面的平静难以掩盖其对政治的热衷之情，于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犹如一只失群的孤雁，百般无奈。
2、对玄言诗的继承和发展上的区别：
陶渊明继承和发展了玄言诗，将玄言诗融入日常生活中。从这种观念中引导出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以及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观念。
东晋玄言诗也因此又酝酿着一种新的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陶渊明的田园诗，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山水诗的分支，与玄言诗同样有直接的关系。
谢灵运则一扫玄言诗的“淡乎寡味”，将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使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而获得新的生命。他的诗是先大肆写景，再总结谈玄，山水是他悟道德手段。
3、在语言、辞藻运用上的区别：
谢灵运在对大自然的描绘中，喜欢用各种较生僻难懂的字词，描述一般人少见或难见的事物，以炫耀自己的博识才气。谢灵运是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赋家。汉赋那种铺排扬厉的风气到他的手中虽已减弱但并未绝迹。
陶诗大量采用俚语、俗语和口语入诗，语言纯以自然本色的朴素美取胜。在陶诗里，很难找到华丽的词藻，绚烂的色彩和僻字生词。陶诗所选择的词语大都是一些朴实常见的词语，这些在别人看来平平淡淡的词语，一经诗人笔触，就给人新鲜的感觉，读来令人感到亲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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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25
要理解二人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必须从二人的思想入手，二人不同的思想经历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诗歌的题材内容，而且更加深刻的影响了他们的诗歌艺术和表现技巧。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有济苍生的远大报复，担任过几任小官，他清高耿介、洒脱恬淡、淳朴善良、反感于政治腐败和官场斗争，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其耿介孤傲的个人秉性与迎合官场的习气格格不入，是在官场上不得适应的情况下回归自然的必然结果。而谢灵运出身士族，刘宋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为了回避政治迫害，也为了平衡内心的激烈冲突，他只得采取隐于官的处世哲学，身在官场，情归山水，既求得心境的一时安宁，又达到远祸全身的目的。可见，谢灵运一时也未曾忘记官场。与陶渊明的彻底决裂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诗作中，陶渊明以一个隐士的形象亲自溶入田园中，表现其中的乐趣，而谢灵运则以游览田园山水来消遣政治上的苦闷。
仅仅从思想上思想入手,很难理解陶谢诗歌的异同,还要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即归隐上进一步的了解.中国文人在东晋和刘宋的年代,就有很多的隐士,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由于躲避战乱,政治黑暗,官场倾轧,报国无门等等原因加入了隐居的行列.他们企图用隐居这种“终南捷径”来求得出仕的机会,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加流行.而陶谢二人的隐居基本上代表了两类隐居的类型:一种是真的隐居,彻头彻尾的隐居;一种是亦官亦隐,希望通过适当的机会再度东山再起.这对他们的诗歌呈现的内容以及表现方式等等有着必然的联系.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生活在家乡的农村,亲身体验着农村生活,对农村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起初在军阀和野心家桓玄的手下当差,深感自己的志向和报复无从施展,而且,更加为自己替野心家效命而耻辱.后来的归隐是在当县令时,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辞去了官职.成为了后世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每当政治失意时,就拿陶渊明的事迹安慰自己.他不断在出仕和隐居中进行痛苦的选择.终于摆脱了所有的顾虑,毅然的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陶渊明的隐居是真的隐居,是看破官场以后自觉的行为,绝对没有半点的虚假在里面.他在诗中不止一次的重复表现重返家园的快乐.有鱼归大海,鸟入山林的味道.从那些诗句里,我们仿佛可以听见那爽朗的笑声和轻快的脚步.如释负重般的超脱感觉洋溢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从精神上来讲,陶渊明的隐居比谢灵运是快乐的，少了很多的精神负担.其诗有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可以说,在古代文人当中,做到真隐的只有陶渊明一人.他的回归是自然本性的回归,与陶渊明热爱自然是分不开的.是真正农民化了的隐士,这在封建等级制度严密的晋宋时代是难以想象的.而且,陶渊明还亲自参加了农村的劳动,在诗里赞美了普通农民可贵的品质和邻里乡亲之间深厚的友谊.当时,在文人当中普遍流行鄙视劳动生产的风气,陶渊明以身作则,即使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也没有磨灭他的坚强信念.因此,陶渊明的诗集里,随处可见真真切切的农村生活的场景.让我们能够清晰的体会到浓郁的乡土气息,贴近农村生活,没有一点的牵强附会和矫揉造作,自然天真几乎成了他的专用名词.而谢灵运的隐居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由于谢灵运是氏族后裔,而且是前朝的遗老,在刘宋时代采取的压抑士族的政策里痛苦的生活.他有充裕的物质基础,所以能优游山水,徜徉其中而且乐此不疲.谢灵运热中官场,希望出仕来建功立业,他的隐居,从另一个角度体现着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当政治斗争激烈时,他就归隐来躲祸,而当一切归于平静时,他又很着急的再度出仕.这种痛苦的心情一直陪伴他的一生,他的一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出仕的渴望,现实世界是残酷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给他一个充分发展才能的机会.因此,.他只能靠游山玩水来消遣,排遣自己苦闷的心情.这些情况,导致了其诗歌内容的贫乏空洞,题材也不多,后人对他的评价很中肯.
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在他们各自的诗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穷途多厄的陶渊明最终能平心静气在把自我融入田园，在理想化的田园中完成自身的审美追求，因而诗歌情感平淡自然，并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富贵多难的谢灵运始终没有摆脱世俗功名的诱惑，总是把自身置于山水之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一种矛盾痛苦的心情，作者的身影也时时出现在诗篇中。陶渊明的崇尚自然一直在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他的多次由仕而隐，以至最后长期隐居农村，如果说谢灵运的时仕时隐是现实社会和上层统治者给他施加压力的结果，是一种被动的接受，那么，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大都是他的人生理想的必然反映，是主动追求。他的每次归隐都是自身理想与丑恶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并不是明显的外在压力。虽然陶渊明、谢灵运都和当时的名僧慧运有过交往，但陶并未象谢那样接受佛家思想，陶的思想中也缺乏佛家的种种生死轮回、善恶相报观念。正因为陶渊明自小热爱自然又始终抱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因此归隐时期，他能心平静气地接受田园和田园生活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在他的田园诗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田园的热爱，而是赋予田园新的生命和审美价值。他的《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的前四句叙述自己不幸落入罗网，接下来二句用比兴手法说明自己内心的痛苦，中间八句极力叙写田园生活的环境，由近及远，又收束到身边，末二句直接说出返归自然的愉快心情，结合全诗，不难看出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官场的厌恶。相反，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尽管也能写出山水的神态，但作者对尘世的依恋每每削弱了对山水的热爱之情，而陶诗的闲适之情则得自于他对生活的真切体验。谢灵运出身好,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很好的个人天赋给了谢灵运无穷的才气与智慧，也给他大带来了不尽的困惑与矛盾。综观谢灵运的一生，尽管有过荣耀，有过高官，但痛苦失意和孤独始终伴随着他，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他，谢灵运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使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实的凶险与仕途的挫折又迫使他接近佛家思想，通过回归自然以摆脱现实的苦难。谢灵运向往归隐山林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不满刘宋王朝对自己的政治待遇，以此显示不愿与新政权合作的愤激，也有本身对那种隐逸逍遥生活的羡慕。无论是供职京城，还是放任外郡，都没有忘情山水，没有放弃过日后隐居的打算，“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别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总之，谢灵运一生中确有隐居的打算，只是这种感情有时浓烈，有时淡薄罢了。也正因为如此他山水诗中的感情既有对自然山水的热情歌颂，又放不开对人生世事的议论，他山水诗中那种写景抒情(说理)的形式，也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自然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要的描写客体还是农村的生活以及农夫和农耕.而谢灵运的诗歌则偏重于山水风景.主要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感受,他的诗往往和纪行联系在一起.陶渊明主观上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但客观条件也逼迫他不得不这么做!因此,他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是乞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开荒种豆,披星带月的劳动.安贫乐道的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躬耕垄亩,参与到农业生产劳动中,只有作家亲身体验的社会生活才能成为作家笔下的素材,才能更加真切的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心境.读者才能经过千百年以后,还能体会到陶诗所蕴藏的真意!而谢灵运的诗歌,内容无怪乎优游卒岁,湖光山色,登游揽胜.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仿佛跟着诗人游览一个又一个的人间佳境,仿佛是有韵整齐的山水游记散文.诗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切.也与士大夫耻于农事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事劳作,鸡鸣狗叫的村居情趣,在谢诗里是难觅踪迹的.
在创作方法及艺术风格上,陶渊明写作的诸多田园诗歌里,可以清楚地发现,陶渊明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对田园生活的客观描写,而在于体现自然和各种生活中的意象相结合的感受与情趣.陶诗在选材上,经常截取方宅,草屋,榆树,桃李,村落,狗吠,菊花等田园意象,几乎无不摄入笔端.这些意象都是最能引起诗人思想感情的东西,达到意象与感情的共鸣.陶渊明做诗自然平淡,并不追求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极其相似,在描写当中,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往复,陶诗所描写的都是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的农家常事.用这些家常事来伸发出自己高于别人的哲理.陶渊明通过创作,经常把自己比喻成:青松,归鸟,菊花等等,尤其是菊花,来表现自己不同于流俗,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的感情.同伟大诗人屈原的香草美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菊花也成了陶渊明的代称.陶渊明开其先导以后,历代吟咏菊花的文人习作渐渐多了起来.例如陶诗《归园田居》其三有诗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此,诗人截取日常农事活动为创作素材,语出自然,真率,选择自己热爱的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入手,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位农民,衣着简朴,荷锄躬耕,种豆南山的情景历历在目.诗人久在樊笼,复得自然的快乐洋溢在字里行间,连露水浸湿了衣服都浑然不觉.谢灵运的诗歌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这些山水景物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是诗人描摹的客体,在谢诗里,山水姿态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穷貌极物成了主要的艺术追求,陶渊明诗里情景交融的情况在谢诗里被严重的割裂了.谢灵运着力地勾勒描绘,想把山水,四时,朝昏,阴晴的变化一一再现出来,达到了巧似的地步,他没有进入陶诗的浑然一体的境界,他却把景物分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象电影的镜头一样展示给读者。这样，陶诗和谢诗的艺术风格也就迥然各异了。陶渊明写松意不在写松，写菊意不在写菊，意在言外；谢灵运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是要描尽山态，写水就要写尽水姿，象中国的工笔画。陶谢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不同，自然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诗歌艺术。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它是华夏抒情文学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文学意境论早在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已见端倪，盛唐之后开始全面形成。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了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中心范畴，历代都有学者文人对它作补充、发挥，意境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概念。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它同文学典型一样，也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清末的王国维历来被学者公认为意境论的集大成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一种意境的分类方法。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有我之境”，是指那种感情比较直露、倾向比较鲜明的意境。如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此诗道出了作者历经战乱，特别是目睹安史之乱后京城的破败景象的痛苦心情。草本不含泪，鸟儿也不会因人的别离惊心，只因诗人痛苦不堪，所以都有了人的情感色彩，这就是“有我之境”。所谓“无我之境”，并不是指作者不在意境画面中出现，而是指那种情感比较含蓄，不动声色的意境画面。王国维认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无我之境”，作者自己虽出现在画面中，但他的情感却藏而不露，一切让读者自己从画面中去体会。描写了景色，但未评价景色，中间无一字臧否，也是于不动声色之中见意境。但人们却可以从画面开拓的意境里，间接地领略到诗人欢欣的情绪和开朗胸怀。因此“无我之境”，只是情感不外露，并不是没有情感.这样,陶诗与谢诗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显现出来了，陶诗有生活中诗人总结和体验的生活之理,而谢诗则没有.相反,谢诗里有很多玄言诗的玄理搀杂其中,不免给谢诗的光辉染上了瑕疵.
在二人的诗歌创作中，就通向了两种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即充满生机的主观情感的外射，与超脱尘世的客观、冷静的刻画。田园景色是陶渊明宁静内心的外界的自在观照。其诗中之景，莫不笼罩或渗透着他轻快从容的“心象”，也就是他作为精神寄托的田园生活中的眼前景、胸中意。陶集中最多的，就是他在田园农庄中劳作的情景。田园诗歌无法忽略和回避田园生活主体“人”的生活。乡居生活离不开山水林壑，陶诗中也偶有这类景象。但与他田园景色中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一样，他笔下的山水秀色也少不了“人”的点缀，换言之，也都是“有我之境”。“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其一)，无非眼前之景。窗下之兰，堂前之柳，并可见主人的雅趣。“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其七)，瞩目也不仅在描写的这些意象里,而是这些意象所包含的各种人情.即使是<游斜川》这样陶集中不多见的专为登山临水而作的纪游诗也从不忽略人情的存在.并未如谢灵运那样，对郭山穷形刻镂，精雕细琢，而只是用区区一句来造境写意，将天澄气和的自然美景融入到浓浓的人间情味中，也把他的诗拉近到现实人生中，立足在对生活的热爱中。这里还不能仅仅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他创作山水诗的数量不多，而应该考虑到，他的注视点始终没有忽略掉“人”，这不能不让人联系到他的人生态度，他的自然观，并为他在诗歌境界上形成“有我之境”寻求到一个合理而充分的依据。前人称陶诗“篇篇有酒”，其实更是篇篇有“人”，篇篇有真生活。反观谢灵运诗，在他现存的100余首诗中，山水诗占据了首要的位置。谢氏毕生钟情山水，有山必登，有水必临，山水色寓于目，动于中，发为诗歌，于是佳山秀水之丽句纷至沓来，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他笔下的山水都只是山水本来的面目，作为诗人观照游玩的客体和对立面而存在。其境界超旷、秀美，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他最负盛名的诗篇，漠视自然的山水与人间社会的位置关系，返回到它本身的“无我之境”。陶渊明则反之。他的隐逸并不是对世俗生活的厌恶，否定与离弃，恰恰相反，乡村生活中绝假纯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质朴自然规律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最能体现这一规律的人群之中，去感受同样真实同样切近的田园乡野、自然山水，感受生活的本来面目。他笔下的景色，已经同生活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浓浓的人间情味，充盈洋溢在他眼中、心中，凝结成文字，积淀为诗，更唤起他投向生活怀抱中的渴望，以及对自然最高的崇敬甚至信仰。陶之所以高于谢，正在于他已将自然之美融入到了生活当中，而不是仅仅对它远远观望、鉴赏，作为浑浊人间社会的对立面进行心理上的补偿。因而其诗歌意义更加丰富，更加贴近人生，也更耐人涵咏，更醇厚、有味。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仅仅从思想上思想入手,很难理解陶谢诗歌的异同,还要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即归隐上进一步的了解.中国文人在东晋和刘宋的年代,就有很多的隐士,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由于躲避战乱,政治黑暗,官场倾轧,报国无门等等原因加入了隐居的行列.他们企图用隐居这种“终南捷径”来求得出仕的机会,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加流行.而陶谢二人的隐居基本上代表了两类隐居的类型:一种是真的隐居,彻头彻尾的隐居;一种是亦官亦隐,希望通过适当的机会再度东山再起.这对他们的诗歌呈现的内容以及表现方式等等有着必然的联系.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生活在家乡的农村,亲身体验着农村生活,对农村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起初在军阀和野心家桓玄的手下当差,深感自己的志向和报复无从施展,而且,更加为自己替野心家效命而耻辱.后来的归隐是在当县令时,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辞去了官职.成为了后世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每当政治失意时,就拿陶渊明的事迹安慰自己.他不断在出仕和隐居中进行痛苦的选择.终于摆脱了所有的顾虑,毅然的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陶渊明的隐居是真的隐居,是看破官场以后自觉的行为,绝对没有半点的虚假在里面.他在诗中不止一次的重复表现重返家园的快乐.有鱼归大海,鸟入山林的味道.从那些诗句里,我们仿佛可以听见那爽朗的笑声和轻快的脚步.如释负重般的超脱感觉洋溢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从精神上来讲,陶渊明的隐居比谢灵运是快乐的，少了很多的精神负担.其诗有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可以说,在古代文人当中,做到真隐的只有陶渊明一人.他的回归是自然本性的回归,与陶渊明热爱自然是分不开的.是真正农民化了的隐士,这在封建等级制度严密的晋宋时代是难以想象的.而且,陶渊明还亲自参加了农村的劳动,在诗里赞美了普通农民可贵的品质和邻里乡亲之间深厚的友谊.当时,在文人当中普遍流行鄙视劳动生产的风气,陶渊明以身作则,即使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也没有磨灭他的坚强信念.因此,陶渊明的诗集里,随处可见真真切切的农村生活的场景.让我们能够清晰的体会到浓郁的乡土气息,贴近农村生活,没有一点的牵强附会和矫揉造作,自然天真几乎成了他的专用名词.而谢灵运的隐居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由于谢灵运是氏族后裔,而且是前朝的遗老,在刘宋时代采取的压抑士族的政策里痛苦的生活.他有充裕的物质基础,所以能优游山水,徜徉其中而且乐此不疲.谢灵运热中官场,希望出仕来建功立业,他的隐居,从另一个角度体现着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当政治斗争激烈时,他就归隐来躲祸,而当一切归于平静时,他又很着急的再度出仕.这种痛苦的心情一直陪伴他的一生,他的一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出仕的渴望,现实世界是残酷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给他一个充分发展才能的机会.因此,.他只能靠游山玩水来消遣,排遣自己苦闷的心情.这些情况,导致了其诗歌内容的贫乏空洞,题材也不多,后人对他的评价很中肯.
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在他们各自的诗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穷途多厄的陶渊明最终能平心静气在把自我融入田园，在理想化的田园中完成自身的审美追求，因而诗歌情感平淡自然，并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富贵多难的谢灵运始终没有摆脱世俗功名的诱惑，总是把自身置于山水之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一种矛盾痛苦的心情，作者的身影也时时出现在诗篇中。陶渊明的崇尚自然一直在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他的多次由仕而隐，以至最后长期隐居农村，如果说谢灵运的时仕时隐是现实社会和上层统治者给他施加压力的结果，是一种被动的接受，那么，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大都是他的人生理想的必然反映，是主动追求。他的每次归隐都是自身理想与丑恶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并不是明显的外在压力。虽然陶渊明、谢灵运都和当时的名僧慧运有过交往，但陶并未象谢那样接受佛家思想，陶的思想中也缺乏佛家的种种生死轮回、善恶相报观念。正因为陶渊明自小热爱自然又始终抱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因此归隐时期，他能心平静气地接受田园和田园生活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在他的田园诗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田园的热爱，而是赋予田园新的生命和审美价值。他的《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的前四句叙述自己不幸落入罗网，接下来二句用比兴手法说明自己内心的痛苦，中间八句极力叙写田园生活的环境，由近及远，又收束到身边，末二句直接说出返归自然的愉快心情，结合全诗，不难看出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官场的厌恶。相反，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尽管也能写出山水的神态，但作者对尘世的依恋每每削弱了对山水的热爱之情，而陶诗的闲适之情则得自于他对生活的真切体验。谢灵运出身好,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很好的个人天赋给了谢灵运无穷的才气与智慧，也给他大带来了不尽的困惑与矛盾。综观谢灵运的一生，尽管有过荣耀，有过高官，但痛苦失意和孤独始终伴随着他，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他，谢灵运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使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实的凶险与仕途的挫折又迫使他接近佛家思想，通过回归自然以摆脱现实的苦难。谢灵运向往归隐山林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不满刘宋王朝对自己的政治待遇，以此显示不愿与新政权合作的愤激，也有本身对那种隐逸逍遥生活的羡慕。无论是供职京城，还是放任外郡，都没有忘情山水，没有放弃过日后隐居的打算，“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别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总之，谢灵运一生中确有隐居的打算，只是这种感情有时浓烈，有时淡薄罢了。也正因为如此他山水诗中的感情既有对自然山水的热情歌颂，又放不开对人生世事的议论，他山水诗中那种写景抒情(说理)的形式，也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自然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要的描写客体还是农村的生活以及农夫和农耕.而谢灵运的诗歌则偏重于山水风景.主要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感受,他的诗往往和纪行联系在一起.陶渊明主观上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但客观条件也逼迫他不得不这么做!因此,他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是乞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开荒种豆,披星带月的劳动.安贫乐道的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躬耕垄亩,参与到农业生产劳动中,只有作家亲身体验的社会生活才能成为作家笔下的素材,才能更加真切的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心境.读者才能经过千百年以后,还能体会到陶诗所蕴藏的真意!而谢灵运的诗歌,内容无怪乎优游卒岁,湖光山色,登游揽胜.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仿佛跟着诗人游览一个又一个的人间佳境,仿佛是有韵整齐的山水游记散文.诗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切.也与士大夫耻于农事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事劳作,鸡鸣狗叫的村居情趣,在谢诗里是难觅踪迹的.
在创作方法及艺术风格上,陶渊明写作的诸多田园诗歌里,可以清楚地发现,陶渊明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对田园生活的客观描写,而在于体现自然和各种生活中的意象相结合的感受与情趣.陶诗在选材上,经常截取方宅,草屋,榆树,桃李,村落,狗吠,菊花等田园意象,几乎无不摄入笔端.这些意象都是最能引起诗人思想感情的东西,达到意象与感情的共鸣.陶渊明做诗自然平淡,并不追求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极其相似,在描写当中,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往复,陶诗所描写的都是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的农家常事.用这些家常事来伸发出自己高于别人的哲理.陶渊明通过创作,经常把自己比喻成:青松,归鸟,菊花等等,尤其是菊花,来表现自己不同于流俗,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的感情.同伟大诗人屈原的香草美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菊花也成了陶渊明的代称.陶渊明开其先导以后,历代吟咏菊花的文人习作渐渐多了起来.例如陶诗《归园田居》其三有诗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此,诗人截取日常农事活动为创作素材,语出自然,真率,选择自己热爱的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入手,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位农民,衣着简朴,荷锄躬耕,种豆南山的情景历历在目.诗人久在樊笼,复得自然的快乐洋溢在字里行间,连露水浸湿了衣服都浑然不觉.谢灵运的诗歌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这些山水景物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是诗人描摹的客体,在谢诗里,山水姿态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穷貌极物成了主要的艺术追求,陶渊明诗里情景交融的情况在谢诗里被严重的割裂了.谢灵运着力地勾勒描绘,想把山水,四时,朝昏,阴晴的变化一一再现出来,达到了巧似的地步,他没有进入陶诗的浑然一体的境界,他却把景物分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象电影的镜头一样展示给读者。这样，陶诗和谢诗的艺术风格也就迥然各异了。陶渊明写松意不在写松，写菊意不在写菊，意在言外；谢灵运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是要描尽山态，写水就要写尽水姿，象中国的工笔画。陶谢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不同，自然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诗歌艺术。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它是华夏抒情文学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文学意境论早在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已见端倪，盛唐之后开始全面形成。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了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中心范畴，历代都有学者文人对它作补充、发挥，意境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概念。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它同文学典型一样，也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清末的王国维历来被学者公认为意境论的集大成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一种意境的分类方法。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有我之境”，是指那种感情比较直露、倾向比较鲜明的意境。如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此诗道出了作者历经战乱，特别是目睹安史之乱后京城的破败景象的痛苦心情。草本不含泪，鸟儿也不会因人的别离惊心，只因诗人痛苦不堪，所以都有了人的情感色彩，这就是“有我之境”。所谓“无我之境”，并不是指作者不在意境画面中出现，而是指那种情感比较含蓄，不动声色的意境画面。王国维认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无我之境”，作者自己虽出现在画面中，但他的情感却藏而不露，一切让读者自己从画面中去体会。描写了景色，但未评价景色，中间无一字臧否，也是于不动声色之中见意境。但人们却可以从画面开拓的意境里，间接地领略到诗人欢欣的情绪和开朗胸怀。因此“无我之境”，只是情感不外露，并不是没有情感.这样,陶诗与谢诗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显现出来了，陶诗有生活中诗人总结和体验的生活之理,而谢诗则没有.相反,谢诗里有很多玄言诗的玄理搀杂其中,不免给谢诗的光辉染上了瑕疵.
在二人的诗歌创作中，就通向了两种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即充满生机的主观情感的外射，与超脱尘世的客观、冷静的刻画。田园景色是陶渊明宁静内心的外界的自在观照。其诗中之景，莫不笼罩或渗透着他轻快从容的“心象”，也就是他作为精神寄托的田园生活中的眼前景、胸中意。陶集中最多的，就是他在田园农庄中劳作的情景。田园诗歌无法忽略和回避田园生活主体“人”的生活。乡居生活离不开山水林壑，陶诗中也偶有这类景象。但与他田园景色中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一样，他笔下的山水秀色也少不了“人”的点缀，换言之，也都是“有我之境”。“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其一)，无非眼前之景。窗下之兰，堂前之柳，并可见主人的雅趣。“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其七)，瞩目也不仅在描写的这些意象里,而是这些意象所包含的各种人情.即使是<游斜川》这样陶集中不多见的专为登山临水而作的纪游诗也从不忽略人情的存在.并未如谢灵运那样，对郭山穷形刻镂，精雕细琢，而只是用区区一句来造境写意，将天澄气和的自然美景融入到浓浓的人间情味中，也把他的诗拉近到现实人生中，立足在对生活的热爱中。这里还不能仅仅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他创作山水诗的数量不多，而应该考虑到，他的注视点始终没有忽略掉“人”，这不能不让人联系到他的人生态度，他的自然观，并为他在诗歌境界上形成“有我之境”寻求到一个合理而充分的依据。前人称陶诗“篇篇有酒”，其实更是篇篇有“人”，篇篇有真生活。反观谢灵运诗，在他现存的100余首诗中，山水诗占据了首要的位置。谢氏毕生钟情山水，有山必登，有水必临，山水色寓于目，动于中，发为诗歌，于是佳山秀水之丽句纷至沓来，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他笔下的山水都只是山水本来的面目，作为诗人观照游玩的客体和对立面而存在。其境界超旷、秀美，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他最负盛名的诗篇，漠视自然的山水与人间社会的位置关系，返回到它本身的“无我之境”。陶渊明则反之。他的隐逸并不是对世俗生活的厌恶，否定与离弃，恰恰相反，乡村生活中绝假纯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质朴自然规律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最能体现这一规律的人群之中，去感受同样真实同样切近的田园乡野、自然山水，感受生活的本来面目。他笔下的景色，已经同生活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浓浓的人间情味，充盈洋溢在他眼中、心中，凝结成文字，积淀为诗，更唤起他投向生活怀抱中的渴望，以及对自然最高的崇敬甚至信仰。陶之所以高于谢，正在于他已将自然之美融入到了生活当中，而不是仅仅对它远远观望、鉴赏，作为浑浊人间社会的对立面进行心理上的补偿。因而其诗歌意义更加丰富，更加贴近人生，也更耐人涵咏，更醇厚、有味。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1-06-21
对于陶谢的诗歌艺术，既可作横向的比较，又可作纵向的比较。横向的比较，是把他们放到同一个层面上，静止地比较其艺术的异同。纵向的比较，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考察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变化及其意义。本文主要采用后一种方法。
论年龄，谢灵运比陶渊明只小二十岁。论诗歌艺术，他们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陶渊明结束了一个时代，谢灵运开启了一个时代。但是因为陶谢一向并称，这个区别反不被人注意了。
文学史上通常将魏晋南朝作为一整个时期来研究。其实，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时期，至少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看来诗风是古朴的。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高峰。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正如明陆时雍所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镳乎。”①汪师韩曰：“何仲默谓：‘古诗之法亡于谢’，洵特识也，独不当先谓诗溺于陶耳。②我们如果研究诗人的系列，很明显地，陶渊明属于阮籍、左思等老一辈诗人的行列；而谢灵运则属于沈约、谢脁等新一代诗人的队伍。诗风嬗递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
在晋宋之际，谢灵运代表了诗歌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所以在生前就赢得极高的声誉，死后又受到普遍的推崇。沈约修《宋书》，单独为他列传，并在他的传后写了一篇长论，论述了自先秦至宋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可见谢灵运在南朝文坛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若论诗歌的艺术成就，谢灵运显然远不及陶渊明，但他迈出了必须有人迈出的一步，他在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谢灵运所开创的新诗风，就没有唐诗艺术的高度成就。没有谢灵运等人潜心于艺术技巧的研究与实践，就没有唐诗的多彩与多姿。评论家们一致认为盛唐的杰出诗人王维得力于陶渊明，殊不知王维得力于谢灵运的地方也不少。王维是继承了陶谢这两种诗歌传统，再加以发展，才创造出足以代表盛唐山水诗的作儡。广而言之，整个盛唐诗歌也是吸取了这两种传统的精华，才达到了诗歌艺术的高峰。
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写意转到摹象。
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主要是写意，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就拿“山水”来说，《诗经》三百零五篇没有一篇以山水为主要描写对象，山水只是作为生活的背景或比兴的媒介。这种情况在《楚辞》里也没有多大变化。直到汉末建安时期，曹操写了《观沧海》，中国诗歌史上才有了最早的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此后，诗中的山水描写虽然逐渐增多，但仍然是以写意为主。陶渊明就是一个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所谓“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熹语)“如风吹水，自成文理。”(黄彻引东坡语)陶渊明虽被称为田园诗人，但陶诗里写景的句子并不多。陶集中称得上是山水诗的只有一首《游斜川》。乔亿说：“陶公尝往来庐山，集中无庐山诗。古人胸中无感触时，虽遇胜景，不苟作如此。”③陶诗是写心，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他根本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以及形似与神似。
这种情况到谢灵运遂发生了变化。在谢诗里，山姿水态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穷貌极物成为主要的艺术追求。陶诗里互相交融的情景，在谢诗里割裂了。谢灵运着力地勾勒描绘，想把山水四时、朝昏、阴晴的变化一一地再现出来，达到巧似的地步。他不满足于陶诗那种浑然天成的境界，他要分解，把景物分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显示给读者。且看下列诗句，是何等费力地在摹写物象：
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
连障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晚出西射堂》)
时雨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谢灵运讲究炼字，喜用骈句，注意色彩的对比和构图的和谐。“白云抱幽石”的“抱”字，“绿筱媚清涟”的“媚”字，“远峰隐半规”的“隐”字，“林壑敛暝色”的“敛”字，这些动词都是锤炼而成，决非脱口而出。以“洲萦”对“岩峭”，以“夕曛”对“晓霜”，以“空水”对“云日”，以“云霞”对“林壑”，也处处显示了谢灵运的匠心。《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受这段话的影响，后人常以“自然”二字评论谢诗，细细想来是不够恰切的。所谓“自然”，只是相对于颜延之而言，决不能概括谢诗的风格。真正当得起“自然”二字的是陶渊明，而不是谢灵运。方东树说：“陶公不烦绳削，谢则全由绳削，一天事，一人功也。”④是很有见地的。
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是从陶到谢的又一转变。
陶渊明对言不尽意的道理似乎深有体会。既然语言本身有这种局限，那就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所以我们读陶诗，越是反复咀嚼便越觉得余味无穷。这也就是苏轼所谓“外枯而中膏”(《东坡题跋》)，“癯而实腴”(《与苏辙书》)。从表面看，看诗的字句词藻，陶诗的确是干枯清癯的，但是它们启示给读者的意义和情趣却是饱满丰富的。朱自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陶诗的深度》的文章，说“陶诗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平易，平易里有的是‘多义’。”他还写过一篇《诗多义举例》，也举了陶诗的例子。⑤陶诗的这种“多义性”，就是由其语言的启示性造成的。朱自清先生所说的“多义性”，仅仅指由典故和出处所引起的多种联想。然而，陶诗语言的启示性并不仅仅在用典上或字句的来历上，还有其他构成的因素。例如象征和暗喻就起着很大的作用。陶渊明常常写到青松、秋菊、孤云、归鸟。它们象征着诗人自己的性格，通过它们表现了诗人坚贞孤高的情操和爱好自由的感情。特别是菊花，由于陶渊明的爱好和赞美，有了固定的象征意义，在后人心目中几乎成了陶渊明的化身。这些词语启示给读者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本身的含义。
然而以上所讲的都属于修辞的技巧，陶诗语言的启示性主要不是来自修辞。陶诗的语言达到了两个统一：平淡与醇美的统一；情趣与理趣的统一。这才是陶诗意味隽永、富于启示性的主要原因。
前人常常用平淡概括陶诗的语言风格，这是不错的。然而如果仅仅是平淡就不能启发人的艺术想象。陶诗语言的好处是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淡是因为滤去了杂质，更醇，更美，因而更耐人寻味。陶渊明有一首五言诗《答庞参军》，不太为人注意，却是难得的佳作。诗前小序就可以当诗来读：“三复来贶，欲罢不能。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杨公所叹，岂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辄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话语平平常常，毫无渲染，读起来却觉得醇厚而隽美。至性深情，确非常人所及。诗曰：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
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
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这首诗里没有奇特的想象，如李白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没有新颖的构思，如柳宗元的“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也没有感情的跌宕和结构上的波澜，如韩愈的《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更没有字句的雕琢，如谢灵运的《酬从弟惠连》。陶渊明只是把一篇平平淡淡的话组织成诗，就让读者联想起自己和好友的深挚情谊，而得到美的享受。特别是“相知何必旧”，“物新人惟旧”，“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这些诗句，越嚼越有味，越读越觉得美，决不是一般手笔所能写出来的。
陶诗大都是抒情之作，诗人的感情像一股泉水渗透在诗中，景物也总是饱含着感情。那些在南风吹拂下张开了翅膀的麦苗；陪伴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以及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无不富于情趣。陶诗不但富于情趣，也富于理趣。他常在抒情写景之中，用朴素的语言阐说人生的哲理，给读者以启示。他的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反映着他的世界观，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表现了他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人生的奥秘和意义，认真思索和实践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加以表现的。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无不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和陶渊明那种启示性的语言不同，谢灵运的诗歌语言是写实性的。他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陶渊明写松意不必在松；写菊意不必在菊；写归鸟意不必在归鸟。言在此而旨归于彼。谢灵运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要描尽山姿；写水就要写尽水态。《文心雕龙·明诗》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几句话正好概括了谢灵运诗歌语言的特点。陶渊明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他说：“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又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陶渊明的方法是以不辨为辨，启发读者自己去想象补充。谢灵运也曾感到语言表达的苦恼，山水的姿态万千，变化无穷，有时很难形诸笔墨，所以他也说：“空翠难强名”(《过白岸亭》)。但他还是要运用各种技巧去形容它们。语言的写实性也就在他的努力下发展起来了。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突出暮春时节山野间绿白两种色调，以绿野作底色，白云作点缀，再现了春天充满阳光、洋溢着生命力的特点。又如“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用“旷”、“净”、“高”、“明”四个形容词形容秋天的田野、沙岸、天空和月亮，再现了秋天的特点。至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这些诗句的好处就在于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写实性，说出了别人也能感受到却说不出的印象，从不同角度揭示和再现了大自然的美。
总之，陶渊明和谢灵运诗歌艺术的不同，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差异，也是时代风尚的差异。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先后经历了重性情
的阶段和重声色的阶段。一旦性情和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就形成了诗歌的高潮，这就是盛唐时代的到来。
注：
①《诗镜总论》，《历代诗话续编》一四。六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镳”误作“镱”。
②《诗学纂闻》，《清诗话》第四五六页，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第一版。《明史·文苑二·何景明传》：“其持论，谓：“诗溺于陶，谢力振之，古诗之法亡于谢。文靡于隋，韩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钱谦益撰《列朝诗》，力诋之。”
③《剑豁说诗》卷上，《清诗话续编》一○七八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
④《昭昧詹言》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第一版第一三一页。
⑤以上两文均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版。
论年龄，谢灵运比陶渊明只小二十岁。论诗歌艺术，他们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陶渊明结束了一个时代，谢灵运开启了一个时代。但是因为陶谢一向并称，这个区别反不被人注意了。
文学史上通常将魏晋南朝作为一整个时期来研究。其实，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时期，至少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看来诗风是古朴的。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高峰。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正如明陆时雍所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镳乎。”①汪师韩曰：“何仲默谓：‘古诗之法亡于谢’，洵特识也，独不当先谓诗溺于陶耳。②我们如果研究诗人的系列，很明显地，陶渊明属于阮籍、左思等老一辈诗人的行列；而谢灵运则属于沈约、谢脁等新一代诗人的队伍。诗风嬗递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
在晋宋之际，谢灵运代表了诗歌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所以在生前就赢得极高的声誉，死后又受到普遍的推崇。沈约修《宋书》，单独为他列传，并在他的传后写了一篇长论，论述了自先秦至宋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可见谢灵运在南朝文坛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若论诗歌的艺术成就，谢灵运显然远不及陶渊明，但他迈出了必须有人迈出的一步，他在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谢灵运所开创的新诗风，就没有唐诗艺术的高度成就。没有谢灵运等人潜心于艺术技巧的研究与实践，就没有唐诗的多彩与多姿。评论家们一致认为盛唐的杰出诗人王维得力于陶渊明，殊不知王维得力于谢灵运的地方也不少。王维是继承了陶谢这两种诗歌传统，再加以发展，才创造出足以代表盛唐山水诗的作儡。广而言之，整个盛唐诗歌也是吸取了这两种传统的精华，才达到了诗歌艺术的高峰。
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写意转到摹象。
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主要是写意，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就拿“山水”来说，《诗经》三百零五篇没有一篇以山水为主要描写对象，山水只是作为生活的背景或比兴的媒介。这种情况在《楚辞》里也没有多大变化。直到汉末建安时期，曹操写了《观沧海》，中国诗歌史上才有了最早的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此后，诗中的山水描写虽然逐渐增多，但仍然是以写意为主。陶渊明就是一个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所谓“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熹语)“如风吹水，自成文理。”(黄彻引东坡语)陶渊明虽被称为田园诗人，但陶诗里写景的句子并不多。陶集中称得上是山水诗的只有一首《游斜川》。乔亿说：“陶公尝往来庐山，集中无庐山诗。古人胸中无感触时，虽遇胜景，不苟作如此。”③陶诗是写心，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他根本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以及形似与神似。
这种情况到谢灵运遂发生了变化。在谢诗里，山姿水态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穷貌极物成为主要的艺术追求。陶诗里互相交融的情景，在谢诗里割裂了。谢灵运着力地勾勒描绘，想把山水四时、朝昏、阴晴的变化一一地再现出来，达到巧似的地步。他不满足于陶诗那种浑然天成的境界，他要分解，把景物分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显示给读者。且看下列诗句，是何等费力地在摹写物象：
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
连障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晚出西射堂》)
时雨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谢灵运讲究炼字，喜用骈句，注意色彩的对比和构图的和谐。“白云抱幽石”的“抱”字，“绿筱媚清涟”的“媚”字，“远峰隐半规”的“隐”字，“林壑敛暝色”的“敛”字，这些动词都是锤炼而成，决非脱口而出。以“洲萦”对“岩峭”，以“夕曛”对“晓霜”，以“空水”对“云日”，以“云霞”对“林壑”，也处处显示了谢灵运的匠心。《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受这段话的影响，后人常以“自然”二字评论谢诗，细细想来是不够恰切的。所谓“自然”，只是相对于颜延之而言，决不能概括谢诗的风格。真正当得起“自然”二字的是陶渊明，而不是谢灵运。方东树说：“陶公不烦绳削，谢则全由绳削，一天事，一人功也。”④是很有见地的。
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是从陶到谢的又一转变。
陶渊明对言不尽意的道理似乎深有体会。既然语言本身有这种局限，那就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所以我们读陶诗，越是反复咀嚼便越觉得余味无穷。这也就是苏轼所谓“外枯而中膏”(《东坡题跋》)，“癯而实腴”(《与苏辙书》)。从表面看，看诗的字句词藻，陶诗的确是干枯清癯的，但是它们启示给读者的意义和情趣却是饱满丰富的。朱自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陶诗的深度》的文章，说“陶诗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平易，平易里有的是‘多义’。”他还写过一篇《诗多义举例》，也举了陶诗的例子。⑤陶诗的这种“多义性”，就是由其语言的启示性造成的。朱自清先生所说的“多义性”，仅仅指由典故和出处所引起的多种联想。然而，陶诗语言的启示性并不仅仅在用典上或字句的来历上，还有其他构成的因素。例如象征和暗喻就起着很大的作用。陶渊明常常写到青松、秋菊、孤云、归鸟。它们象征着诗人自己的性格，通过它们表现了诗人坚贞孤高的情操和爱好自由的感情。特别是菊花，由于陶渊明的爱好和赞美，有了固定的象征意义，在后人心目中几乎成了陶渊明的化身。这些词语启示给读者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本身的含义。
然而以上所讲的都属于修辞的技巧，陶诗语言的启示性主要不是来自修辞。陶诗的语言达到了两个统一：平淡与醇美的统一；情趣与理趣的统一。这才是陶诗意味隽永、富于启示性的主要原因。
前人常常用平淡概括陶诗的语言风格，这是不错的。然而如果仅仅是平淡就不能启发人的艺术想象。陶诗语言的好处是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淡是因为滤去了杂质，更醇，更美，因而更耐人寻味。陶渊明有一首五言诗《答庞参军》，不太为人注意，却是难得的佳作。诗前小序就可以当诗来读：“三复来贶，欲罢不能。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杨公所叹，岂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辄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话语平平常常，毫无渲染，读起来却觉得醇厚而隽美。至性深情，确非常人所及。诗曰：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
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
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这首诗里没有奇特的想象，如李白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没有新颖的构思，如柳宗元的“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也没有感情的跌宕和结构上的波澜，如韩愈的《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更没有字句的雕琢，如谢灵运的《酬从弟惠连》。陶渊明只是把一篇平平淡淡的话组织成诗，就让读者联想起自己和好友的深挚情谊，而得到美的享受。特别是“相知何必旧”，“物新人惟旧”，“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这些诗句，越嚼越有味，越读越觉得美，决不是一般手笔所能写出来的。
陶诗大都是抒情之作，诗人的感情像一股泉水渗透在诗中，景物也总是饱含着感情。那些在南风吹拂下张开了翅膀的麦苗；陪伴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以及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无不富于情趣。陶诗不但富于情趣，也富于理趣。他常在抒情写景之中，用朴素的语言阐说人生的哲理，给读者以启示。他的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反映着他的世界观，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表现了他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人生的奥秘和意义，认真思索和实践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加以表现的。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无不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和陶渊明那种启示性的语言不同，谢灵运的诗歌语言是写实性的。他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陶渊明写松意不必在松；写菊意不必在菊；写归鸟意不必在归鸟。言在此而旨归于彼。谢灵运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要描尽山姿；写水就要写尽水态。《文心雕龙·明诗》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几句话正好概括了谢灵运诗歌语言的特点。陶渊明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他说：“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又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陶渊明的方法是以不辨为辨，启发读者自己去想象补充。谢灵运也曾感到语言表达的苦恼，山水的姿态万千，变化无穷，有时很难形诸笔墨，所以他也说：“空翠难强名”(《过白岸亭》)。但他还是要运用各种技巧去形容它们。语言的写实性也就在他的努力下发展起来了。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突出暮春时节山野间绿白两种色调，以绿野作底色，白云作点缀，再现了春天充满阳光、洋溢着生命力的特点。又如“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用“旷”、“净”、“高”、“明”四个形容词形容秋天的田野、沙岸、天空和月亮，再现了秋天的特点。至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这些诗句的好处就在于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写实性，说出了别人也能感受到却说不出的印象，从不同角度揭示和再现了大自然的美。
总之，陶渊明和谢灵运诗歌艺术的不同，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差异，也是时代风尚的差异。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先后经历了重性情
的阶段和重声色的阶段。一旦性情和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就形成了诗歌的高潮，这就是盛唐时代的到来。
注：
①《诗镜总论》，《历代诗话续编》一四。六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镳”误作“镱”。
②《诗学纂闻》，《清诗话》第四五六页，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第一版。《明史·文苑二·何景明传》：“其持论，谓：“诗溺于陶，谢力振之，古诗之法亡于谢。文靡于隋，韩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钱谦益撰《列朝诗》，力诋之。”
③《剑豁说诗》卷上，《清诗话续编》一○七八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
④《昭昧詹言》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第一版第一三一页。
⑤以上两文均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版。
参考资料：http://reading.cersp.com/WeekReading/Extended/200602/837.html
第3个回答 2011-06-21
陶渊明诗歌质朴平淡，语言以白描为主，是田园诗的开山之祖；谢灵运诗歌词采华丽，是山水诗歌的开山鼻祖。
第4个回答 2011-06-21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
谢灵运著名山水诗人，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灵运始，山水诗乃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谢灵运著名山水诗人，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灵运始，山水诗乃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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