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元朝，人们就会想到“蒙古军”“强大”“远征欧洲”“我国历史上版图最强大的国家”。是啊，元朝势力巅峰时期，差点统一了欧洲，蒙古军西征横扫匈牙利等国，蒙古马的铁蹄已经踏上了威尼斯的土地。它的版图囊括了日本海、天山、贝加尔湖、南海，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
彼时的欧洲，谈“蒙”色变。可是，同蒙军军事扩张空前强大一样，它的毁灭速度也是绝无仅有的。周之天下八百年，汉之天下四百年，就连无能出名的宋朝，也有三百年的国祚，而元朝的政权仅持续了九十八年。相比之下，它就像在历史长空中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
忆往昔峥嵘岁月，铁木真曾豪情万丈地对他的儿子们说：“马鞭所指到的地方，都将成为蒙古人的牧场！”万万没想到，就是这句话成就了元朝，也“葬送”了元朝。
一、“以钞买钞”，严重的通货膨胀下，元钞和纸没有区别
在元朝末年，民间有一首小令广为流传：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这首小令揭露了元朝灭亡的主要因素。“开河”和“变钞”，其中“变钞”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关乎国家的兴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这首小令来看，元政府的“变钞”政策显然是失败的，那么它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呢？
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时期，交子的使用就已经很广泛了，它在南宋社会的商贸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蒙古南下灭宋、金之后，也借鉴了这种使用纸币的做法。一来，蒙古军西征，打开了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市场，国际交易频繁，纸币拥有携带方便、运输成本低等特点，取代传统的金属货币成为大势所趋；二来，元政府对于商业比较重视，当时的元朝社会还有个专门的阶层——斡脱。他们是受官府保护的商人，当然也只会让贵族阶层担任。
忽必烈即位，完成了中央集权后，发行了元朝的第一版纸钞——中统钞。中统钞的本位是白银，每两贯中统钞大概相当于白银一两。元政府一面使用中统钞在民间换取交子、会子，一面作为主要流通货币，渐渐取代白银、黄金等，成为元政府对外的信用货币。
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见闻录》里记载道：这种货币在元朝统治者管辖的地方广为流行，即使是地位很高的大臣，也不敢不用，拒绝使用的都会被处死。中国商人所到之处，用这种货币购物，因为使用方便，也受到了外邦人的广泛欢迎。
因为信用良好，加上元政府的强大。在元朝初期，中统钞却是对战后经济恢复，维护社会环境稳定，起到了非常不错的作用。但是蒙元政权是一个“建立在马背上”的国家，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着“军事扩张”即“以战养战”。
在蒙军南下灭南宋时，虽然赢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军队的耗费巨大。为了弥补这巨大的空缺，元政府加印了至一百四十多万锭“中统钞”。市场上涌现了巨额的中统钞，致使百姓手中的钞票迅速贬值，以前同样面额的钱能买一家人的一天的口粮，现在可能只够买半天的。
此外，元朝高层腐化严重，任平章政事阿合马私造巨额“中统钞”，不仅如此，他还把全国大部分的金银都收集起来，使“中统钞”成为唯一的流通货币。这种“儿戏”的做法，使元朝社会，通货膨胀的现象日益严重，市场物价暴涨，百姓怨声鼎沸。
元朝的历代执政者，虽然有心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但都收效甚微。忽必烈统治末期，元朝的军事扩张活动基本停止，国家收入的重担全部积压在百姓的肩上，货币贬值加快。到了元顺帝执政时，通货膨胀基本失控，三十贯中统钞才值一两银子，对比元初足足膨胀了十五倍。
元政府发行的货币，越来越不值钱。也难怪百姓发出“钞买钞，何曾见”的感慨了。
二、元朝腐败之风盛行，帝国大厦已被蛀空元朝社会贪污成风，成宗时期，忍无可忍的元成宗大力整顿吏治，竟揪出贪官高达一万八千多人。这个数字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元人的腐败之风，从建国之初就可见端倪。
蒙古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铁木真率领蒙古大军南下时，其军队是没有后军的。军队要是需要粮食补给怎么办？抢！跑到附近的村庄抢夺粮食、钱财补给军队。等他们入主中原之后，这种“抢夺”的风气依旧存在。
前文提到的私造钞票的“阿合马”，在忽必烈在位时期，是一直受到重用的，执掌权柄达19年之久。忽必烈盛赞其有大才！什么大才？敛财大才！阿合马屡增赋税、掌控外贸、“充盈国库”。那么皇室拿到了这么多钱，是用来建设国家的吗？不，他们用来挥霍享受。
元武宗时，国内发生蝗灾，中书省官员劝诫道：“国内蝗灾盛行，百姓无以为继，请陛下罢免他们的赋税。”武宗皇帝大怒：“都城没有角楼怎么壮观？先把角楼建起来再说！”，武宗皇帝在位一年时间，花费了820万锭钱，而元廷一年的收入，不过280万锭。其中，武宗皇帝在后宫中饲养的珍禽猛兽，光是喂食，一年就需要一万三千多锭。而仁宗上位后，变本加厉地挥霍，一年花费竟高达2000万锭。
此外，皇帝们赏赐无度，官职“随口授予”。武宗皇帝曾随口赐官高达880多个，皇帝们的赏赐还包括田地、宅邸、金银、奴婢等等。对待官职这般儿戏，也就导致了“卖官鬻爵”成为常态，很多人通过走后门、贿赂等方式获得官职，登上高位后又大肆敛财，元时的赋税比宋时高了近一百倍！百姓苦不堪言。
上行下效，蒙古官员在各地方作威作福，他们随意侵占汉人的田地，开垦为牧场。自古以来，中原地区的支柱经济就是农业经济，这种做法无疑对当时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破坏，再加上，忽必烈统治末期，军事扩张基本停止，国家收入基本全部从百姓身上索取。
面对严苛的赋税，百姓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失去了田地的百姓，成为了流民，朝不保夕，更多的成为了地主的佃户，忍受着地主的压榨，勉强度日。元朝社会，甚至出现了“买卖人口”的勾当，而且这还是合法的！这些人被成为“驱口”，价钱和牲口差不多。
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元朝的军队也很快“腐烂”了。元朝末年，朱元璋高聚义旗的时候，曾感叹道：“一直被称为虎狼之师的元军，怎么会这么好打？”帝国大厦已经被这些白蚁一般的蛀虫，掏空了，再经不起风雨的吹打。
三、人分四等、抵制“汉化”，和平无从谈起元朝时期，元政府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色目人是处汉人和蒙古人以外的少数民族的统称，南人则是南宋遗民。为了维护统治，这样的等级制度，森严不可僭越。蒙古人，即使只是小孩，也能担任要职，而汉人和南人无论有多大的才能，也不可能脱离“农奴‘的桎梏。
明初学者叶子奇曾对此评价道：“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尔。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此古圣人所以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
在建立政权之初，蒙古人并不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庞大的中原，还是耶律楚材等大臣的辅佐，才渐渐步入“正途”。在蒙古高层中，普遍都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但是他们学习汉文化并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通过汉文化来奴役汉人。比如忽必烈也会将“大蒙古”改为“元”，学着汉人改建都城，沿袭前朝的行政制度。
虽然有这些迹象，但并不代表他们被“汉化”了。他们始终对汉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疏离感，就好比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只是为了方便交流，并不代表热爱。实际上，蒙古人信仰的宗教是喇嘛教，他们把铁木真塑造成了“转轮王”，并不像汉人那样称为“天子”。
文化的疏离是更严重的隔阂，这使得元人和汉人之间始终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永远成为不了一家人，也就无从谈起“蒙汉和平共处”了。
结语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纵观我朝历史，一个政权走向末路时，总会有这些问题：贪腐、民生凋敝、不得民心、军队战斗力锐减、奸佞横行。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军事素著的帝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还是因为得不到民心。“天下非一人之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