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还没有法律上定义的“国山”，但民间一直以来有“泰山”为“国山”一说。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摘编以下这篇文章，以期您对此有所了解。
泰山，应该是中国的“国山”
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境内的泰山，是
孔子的诞生地和孔子思想的发源地。居住在泰山南麓不足50公里处的孔子曾多次登临泰山，孟子也由此发出过“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叹。
周郢先生现任泰山学院泰山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同时为泰安市泰山区政协委员、泰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至今已出版著作10余种。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象征。这其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国旗、国徽、国歌、国花、国鸟之外，还有一项重要标志，那便是“国山”。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精神形式的表现，有物质形式的表现，山川河流是物质形式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举国山岳之中，能被认为足以象征其国家、民族精神者，便是人们习称的“国山”。
2006年12月16日，“大众讲坛”请来周郢教授，阐述泰山称为“国山”的理由。
中国“国山”之名起源很早，早在《山海经》之上，便有“国山”之名。不过当时的所谓“国山”，只是一部落圣山而已。延至三国东吴，开始出现了封建王朝法定的“国山”。到了近代，随着现代国家观念的加强及民族观念的自觉，评定中国“国山”呼声日高。那么，在中国境内的名山大岳中，有哪一座山堪当“中华国山”呢？
老舍先生以及现代学者徐守揆、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任继愈、作家贾平凹等均曾先后认为，当推
东岳泰山为国山。今拟继诸家之后，对“国山”应具备的要素以及泰山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试作阐述：
泰山与中华历史
“中华国山”首先应具备的，便是“历史的连续性”。也即是我们所认定的“国山”，必须是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大多数中央政权承认的域内第一山。
早在上古时期，泰山便是重要部落的聚居地，尧舜时期已将
岱宗作为巡狩四方（四岳）的首巡之地。周代立国后，将天下九州各确定一座名山为其镇山，其中所定兖州的镇山便是泰山，泰山作为一州之镇的政治地位已然确定。西周中国的山岳祭祀开始制度化和等级化，规定唯有周天子与鲁公方有权力致祭泰山。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论：“自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封禅，也就是向泰山朝拜。比帝王都还要高一等，因而谁也不敢藐视泰山了。”泰山作为中国名山的代表，在大一统王朝中首度得到确认，也即从一州之镇开始升格为九州之望。
一般认为，“四岳”的观念在上古已现雏形，
《尚书·舜典》所载大舜所巡四方之山，可能便是“四岳”的先声。泰山不仅名列四岳之一，且因是君主首巡之地，地位已有突出其他三岳之势。
五岳制度定型于西汉。
汉武帝前后八次封禅泰山，遂使泰山地位凌驾于其他四岳之上。至
汉宣帝时，诏令定五岳之制，泰山不仅名列五岳之首，而且祭祀规格亦明显高于其他四岳，这是首次以国家政令形式，明确了泰山作为中国第一山的神圣地位。由于这种种因素，最终促使泰山在两汉之际，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山岳。
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有山川崇祀制度，列祀典之首者，尊之为“宗山”。泰山自秦汉时成为“宗山”后，除去个别时段（如武周）外，基本上于历朝都延续着这一山岳地位。
在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中，不仅曹魏、两晋等中原王朝完全宗承先代的祀岱制度，就连十六国中的后赵、前秦、南燕及北朝魏、齐也莫不赓续泰山庙祀。隋文帝更亲赴泰山，设坛致祭。
唐高宗、唐玄宗都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玄宗并加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继之又在御制《纪泰山铭》中，申述了其“五岳之伯”的首山之位。宋真宗出于政治需要，在位期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泰山封禅，告成之后，先后加封泰山神为王、为帝，使泰山神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一级。
明孝宗在御制《东岳庙碑》中礼赞泰山为“群岳之长”，称其“奉我胤祚，光我化甄”，再次昭示了泰山为大明之“宗山”。
满清政权兴起于长白，称斯山为“皇清亿万年发祥重地”，但入主中原后，在文化上加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为此康熙一方面宣称“泰山山脉来自长白”，从地缘上来说，满汉实为一体，有着共同的文化根脉；另一方面亲祀泰山，行二跪六叩之礼，其尊崇仪礼，已超越明帝。其孙乾隆更十次巡幸泰山，六次登祀岱顶，创下了帝王祀岱的最高纪录。乾隆并在记碑中宣称：“泰山位长群岳，称宗最古，表望最尊。”变相认同了泰山在清所居“宗山”之位。
通观泰山在中华五千年中的历史变迁，其从“镇山”、“岳山”、“宗山”，直到拟议“国山”，可以说在各个历史时段，其山无不占有显赫位置。泰山与国家政权关系之密，历史延续之长，社会影响之大，确乎是其他诸山难以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