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从多角度论述了教育目的，提出了“培养共产主义建设者”、“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聪明的人”、“幸福的人”、“合格的公民”等等。其中最集中的也最深刻的一个观点是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社会进步的积极参与者。”而培养这种人需要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即应使“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在一起，使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呈现现个统一的完整的过程”。关于德育，他明确指出，“和谐全面发展的核心是高尚的道德”。他特别强调要使学生具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要，认为“精神空虚是人的最可怕的灾难”。要求教师和家长尊重儿童的人格，全面关心儿童。他说：“如果有人问我，生活中什么是最主要的呢？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回答说‘爱孩子’。”他提出了“要让每个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的主张，并努力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让学校的墙壁也说话”。他同时指出爱不等于无原则的溺爱，应该用严格的纪律和道德规范去要求儿童，并注重通过集体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
关于智育。他认为智育就其本质与任务来说，包括给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形成科学世界、发展智力等方面。智育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进行的，通过传授，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并发展他们的智力。他是知识与智力的统一论者，提出学生的知识要建立在广阔的“智力背景”上，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其中包括：给儿童上思维课；开展课外读书；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课外小组活动等。在帕夫雷什中学，所有学生整个下午都参加各种课外小组活动，小组多达到一百多个。
关于体育。他说：“对健康的关注，这是教育工作者首要的工作。孩子的精神生活、世界观、智力发展、知识的巩固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都要看他们是否乐观愉快，朝气蓬勃。”并响亮地喊出了“健康、健康，再一个还是健康”的口号。他不允许低年级儿童在室内进行三小时以上的脑力劳动，反对让12～15岁的少年每天花费四、五个小时去做家庭作业。他带领师生在校园内外种植大量植物，为孩子们建立天然的“氧气厂”。在教室内，注意合理采光，定期检查课桌椅与学生身高之间的适合程度，注意学生合理的营养等。他钻研了15年之久，为帕夫雷什中学制定了新作息制度，保证劳动和休息、活动与睡眠的适当交替。
关于美育。他指出：“美是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魄健全的有力源泉”，在青少年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抓紧美育的实施。他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美的情感和塑造他们美的心灵，并提出了进行美育的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手段，如通过观赏大自然感受美，通过文学艺术作品鉴赏美，通过动手劳动创造美等，甚至要求儿童重视衣着美和仪表美。总之，在整个美育过程中，美育应随时、随处进行。
关于劳动教育。他明确指出：“劳动以外的教育和没有劳动的教育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他认为，如果一个学生进行十年制教育，仅仅教给他科学基础知识，从不让他接受劳动训练，而在他毕业时把一把铲子交给他开始劳动，那么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悲剧”。因为他在十年过程中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生活，精神生活是空虚的，没有劳动技能，没有做好生活准备，特别是没有劳动情感，这无论从社会对青年一代的期望来说，还是对青少年的个性发展来说是一种失败。因此，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一向重视劳动教育的实施。
总之，苏霍姆林斯基对教育的论述，既提出了明确的教育目的，又提出了具体的五育任务。在论述五育时，既强调了各育的“相对独立职能”，又阐明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
论教学
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既有关于教学基本理论的论述，又有各个教学环节的体经验介绍和建议，基本上构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论。他从智育的基本任务出发，要求正确解决教学过程中的两对矛盾，即教学——教育、教学——发展，要求在促进矛盾的辩证统一过程中，完成目的，实现和谐发展的总任务。关于教学—教育的统一。他提出了教育性教学（或教学的教育性）原则，指出这一原则不仅要求世界观教育、道德教育也必须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来进行。反对把教育看成与学习和教养相隔绝的东西，他说：“训练和教养能够形成各种世界观吗？考虑一个人在教学过程所见到、所理解、所思考的东西，能够对他的心灵实施教育吗？”可见，他是教学、教育和教养的统一论著。
关于教学—发展的统一。首先他强调师生通过教学有效地传授和获取知识认为只有掌握知识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其次，他坚决反对那种只给知识，不重视发展智力的教学。他说：“教师把事先准备好的种种原理、结论和推理一古脑塞进儿童的脑子，往往不让儿童有可能哪怕接触一下思维和活的言语的源泉，这就捆住了他们的幻想、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翅膀。孩子时常有富有朝气的、积极的、活跃的人变成了仿佛专门用于背诵的机器。”因此，他要求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讲课力求生动、形象、有趣、反对“满堂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真正的学校是一个积极思考的王国”，并用分数去鼓励他们，使学生体验到学习取得成绩的快乐。
关于“两套教学大纲”的论述。在他看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忠实执行国家制订的教学大纲，但不能过于机械，心目中同时装有“第二大纲”，借以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开阔视野，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因此，他要求教师要精通自己所教的学科，吃透教材，并指出：一位优秀教师懂得东西应比“大纲”规定的内容多许多倍，课程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这门学科的起码知识。教师高深的学识是吸引学生热爱学习，获取知识的必要条件。
此外，他还阐述了诸如教学任务、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问题。
论学校管理
苏霍姆林斯基自1948年至1970年一直担任帕夫雷什中学校长，积累了丰富的学校管理工作经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他认为校长不能陷入事务的漩涡，也不能官腔官调的行政命令来领导。他说：“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的领导。”他指出，一个好校长必先是一个好教师。因此，他本人始终兼教一门语文课，常年做班主任工作，并天天坚持听其他教师的课。他说：“如果我每天不听两节，就算我这一天什么也没做。”“如果今天去区里开会，明天就得补上，听四节课……如果我在一年中没有听过一位教师的至少15至20节课，我就会对他毫无了解。”他把听课和分析课当作校长的重要工作和滋养自己思想的源泉。他十分重视学校的思想教育。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带动和组织教师全面了解研究儿童，定期举办了研讨会，就某个学生的情况实行教育会诊。他本人亲自搞调查，作记录，深入研究了178名“最难教育的”学生曲折成长的过程试办了一个6岁入学的预备班“快乐学校”，从预备班到一年级，再连续跟到十年级，一直担任该班的班主任，跟踪观察和研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提出了相应的教育措施。
对学生的管理主要是抓住开发智力，培养能力这个“主要杠杆”，认为这是一非常实际又迫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他和他的同事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结合语文教学，模索出一套符合教学过程逻辑的，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能力的“基本技能体系”听、说、读、写12项基本功。
关于教师管理。他认为，要办好一所学校，没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是不行的。作为学校领导，应该关心爱护教师，尽量减轻教师的负担。他说：“教师要精力充沛地工作，就需要休息；要提高教学质量，就需要有自由时间，以供读书和研究。自由支配时间是根，它滋润着教育艺术的枝和叶。”他对学校里的每一名教师都了如指掌，做到知人善任，用其所长。要求教师努力提高教育素养，包括：精通自己所教学科的内容；懂得心理学、教育学和教学法等教育科学知识有较高的培养和工作激情。三者不可偏废。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因此，被人尊称为“教师的教师”是当之无愧的。
关于学年总结。他把总结工作这件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当作把握教育规律的一个重要环节。反对校长自己不动手而分派别人东拼西凑，然后加以“剪辑”的做法，也反对平时不注意积累素材，到年末临时搞突击的做法。提倡校长亲自动手，每天每周都要记事，及时整理，不断分析研究，直到得出概括性的结论，并征求大家的建议或意见。他认为，总结不应刻板公式化，年复一年一个模式，好的总结应该既是全体教师一年创造性劳动的概括，又是下一年工作的方向和借鉴。 柯尔伯格最重要的贡献主要是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的研究。在道德发展的研究方面，他提出著名的三个水平六个阶段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道德教育方面，他提出“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新苏格拉底法”）和“公正团体法”（“新柏拉图法”）。
三个水平六个阶段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水平Ⅰ—— 前习俗水平
1. 服从与惩罚定向阶段
2. 利己主义定向阶段
（“对我有何益处？”)
水平Ⅱ——习俗水平
3. 好孩子定向阶段
（人际和谐与一致 ）
4. 法律与秩序定向阶段
（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定向）
水平 Ⅲ——后习俗水平
5. 社会契约定向阶段
6. 原则与良心定向阶段
（普遍伦理原则 ） 价值澄清理论（Values Clarification）最早是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于本世纪20年代间出现，为进步主义教育采用，在60年代时逐渐形成一个德育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是纽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路易斯·拉斯（ Louise Raths）、南伊利诺斯大学教育学教授里尔·哈明（ Merrill Harmin）、马萨诸塞州大学教育学教授悉米·西蒙（ Sidmey B.Simon）和美国人本主义教育中心主任基尔申·鲍姆（ Kirschen Baum）。其中，拉斯是这一学派的公认创建人，西蒙在这一领域建树颇丰，而鲍姆则在进一步完善发展这一学说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其代表作是三人合著的《价值与教学》（Values and Teaching，1966，1978）。
在多种价值冲突下，儿童很难获得一个稳定的发展生态，从而导致了8种心理障碍：冷漠、心灰意冷、犹豫不决、自相矛盾、漂浮不定、盲从、盲目反抗和逢场作戏等。拉斯他们认为，传统的说教、榜样、说服、限制性鼓励乊宗教等都不能解决这些新问题，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怀疑这些方法在过去可能控制过行为、甚至形成过信念和态度，“然而，我们肯定这些方法并没有也不可能导致我们所关心的那种意义上的价值观，即代表着理智的人类在与复杂变化的环境相互作用时所作出的自由的和深思熟虑的选择”。把那些预定到的东西兜售、强加于给别人，不仅不能产生思想，而且会扼杀了德性的发展，因为他们缺乏人性所需要的自由探究、审慎思考和理性的观念，这些方法都没有考虑如何帮助儿童发展一种评价过程，而仅仅是如何劝说儿童应采纳“正确”、“永恒的”价值观。
价值澄清论抛弃了30年代单纯对概念的诠释，继承了进步主义主张不仅仅靠教师言语和范例教会道德，而应力图使学生产生价值观共鸣的思想，尤其深受杜威相对论价值观的影响，并接受了认知论关于发展儿童道德认知判断力的主要观点，以及人本主义德育关于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给学生以选择和发展自己能力的主张。他们努力通过帮助学生掌握价值澄清的方法，使人们更好地适应民主体制为人们提供的最充分的机会，在政治、宗教、友谊、爱情、性、种族、财富等方面战胜矛盾和冲突，使儿童从来自于父母、破裂家庭、电视及各种群体中导致的价值混乱中解脱出来，创建一个更加理性的文明民主的世界。 品德教育运动产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主张用绝对主义的观念培养学生品德。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大多数德育流派，尤其是价值澄清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都具有相对主义和过程主义的倾向。德育上的相对主义和过程主义给美国本来就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火上浇油。因此从80年代开始不断有专家批评相对主义和过程主义的德育倾向，呼吁加强品德教育。
因此，理论上说，品德教育是以批判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和教育上的过程主义为诉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