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提亚帝国
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公元224）| Parthian Empire | 也即安息
Parthia之名源自波斯游牧民族——帕尔尼部落（Parni）之名，帕提亚人属于白匈奴的一支；汉朝取其开国者Arsacids汉语音译“安息”作为国名。
伊朗古代奴隶制王国。帕提亚大致相当于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在波斯帝国和塞琉西王朝时期是一个省。公元前3世纪前期，游牧的达海部落联盟的帕尔尼部从今锡尔河流域迁徙到帕提亚，与当地居民融合 。公元前247年，帕尔尼部的首领阿萨息斯杀死塞琉西王朝的总督，以尼萨（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为都城，建立阿萨息斯王朝。中国史籍称之为安息，西方史家称之为帕提亚。
帕提亚建国后，随着国土扩张 ，屡次迁都。公元前147年迁都埃克巴坦那（今哈马丹）。公元前90年迁都泰西封。米特拉达梯一世（前171～前138在位）即位后，首先进攻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巩固东境；继而西进，占领米底及伊朗西北部各省，最后于公元前141年进入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这时帝国西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与罗马对峙；东北与康居和大月氏相接；东南占有坎大哈，远抵印度边境。帕提亚是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经济上因过境贸易而得到好处。为此帕提亚与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公元前115年，汉朝遣使节至帕提亚，米特拉达梯二世令二万骑迎于东界。公元87年，帕提亚王遣使来中国献狮子、苻拔。148年，王子安清（字世高）来中国传布佛教，译经多种。
在西面，帕提亚面对满怀敌意的罗马，公元前53年，罗马统帅M.L.克拉苏·迪弗斯率军强渡两国边界幼发拉底河，结果在卡尔莱大败，克拉苏·迪弗斯及其子被杀。此后3个世纪内，帕提亚和罗马仍时有战斗。
公元1世纪初 ，帕提亚进入所谓“反希腊化”时期。在此以前，帕提亚的统治阶级追求希腊方式的享受，使用希腊语文，欣赏希腊戏剧，崇尚希腊风习；但被征服地区绝大部分并未被希腊文化所渗透，一直保持古来的伊朗文化传统。当帕提亚王权衰落，各省总督和部落首领纷纷独立时（公元1世纪中叶以后有18个小王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主流。同时，帕提亚人接受了琐罗亚斯德教（祆教）。
帕提亚的最后一个王是阿尔达班五世（213～224在位）。他打退入侵的罗马人，并攻入罗马境内，迫使罗马皇帝以重金乞和。这时法尔斯的萨珊家族已经兴起，阿尔达希尔拓境北至伊斯法罕，东至克尔曼。阿尔达班与阿尔达希尔3战，于224年在伊斯法罕西北之霍尔米兹达干阵殁， 帕提亚帝国遂亡。
经过长期的融合，四世纪时的阿兰尼人可能有点形似印欧种人了。但在说到阿兰尼人无住屋、不农耕、食肉酪、以车为家的同时，Ammianus说他们“将车子围成一个圆圈”而聚居的生活，这恰是后来的蒙古人的用车扎营的“古列延”;Ammianus说阿兰尼人珍惜马匹，自幼接受骑马和严守纪律的战士训练；说他们视死如归，战死者享有荣光，终老病榻或死於非命者则不齿于人间，这就是中国史籍常有记载的北方民族的战斗意志和生死观。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中，汉族因为人口众多，社会制度先进，经济文化发达，很自然地成为主流。所以这一民族融合又被叫做“汉化“。汉化包括经济生活，社会制度，也包括心理素质和语言习俗等各方面。但是如果认为只是汉族“化”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对汉族没有什么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各自的特点，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们和汉族融合过程中，就给汉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民族更有生气，更富创造力，所以当时实际情况是，无论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处处都显现出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以下就略谈几点重要的影响。
第一，内迁各族和汉族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物质生活方面，这一时期的食品和服装都有明显的变化。其中胡饼和胡服的作用尤大。过去汉族只会水煮面食，不会烙饼。真正的饼是西北少数民族带进来的，所以叫胡饼，并在这时普及开来，发展成为面食中最重要的一种。胡麻、胡瓜、胡桃及油菜等都是在这时普及的。像“酥”之类的奶制品，也是此时传入并日益推广的。汉服的特征是上衣下裳或宽袖长袍，穿开裆裤。所以箕踞而坐成为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举止。胡服夹领小袖、紧身，满裆裤，适应马背上的生活。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已引进胡服，但没有进入日常生活，此时普及且为汉族人民喜爱。魏孝文帝改革曾下令禁胡服，但结果穿着胡服者越来越多。隋唐的官场上也“全用胡服”，只不过是由左衽改为右衽而已。这是生活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因为胡服更美观实用，更便于生活，决非皇帝一纸诏令可以改变。
就精神生活而言，少数民族对音乐、民歌的影响尤为明显。隋唐时期的燕乐和西凉乐，绝大部分源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迄今为我国人民喜爱的笛、琵琶等乐器，是在此时曾及并进入大雅之堂的。民歌中反映民族融合的精品，无过于《敕勒歌》和《木兰辞》了。如果说《敕勒歌》是胡歌汉译，是游牧生活的写照的话，《木兰辞》中的花木兰却是只有民族融合才能产生的中原妇女的形象。此外影响中国人民生活至深的佛教的广泛流传，也与少数民族统治者组织佛经翻译班子，大力提倡和推广密不可分。
第二，在制度方面多有建树，有利于封建制度进一步完善。
拓跋鲜卑在奴隶制初级阶段君临中原，所以对待战俘的处置也较为宽和。固然有为数较多的战俘沦为奴隶，更多的则是被当作隶户和新民安置，对新民进行了“外口授田”，这成了均田制的渊源之一。长期以来，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原王朝如何维护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确保封建政府的赋役收入，一直没有解决好，均田制无疑是当时较为妥当的措施，所以一直延续到唐中叶。至于隋及唐前期武功显赫的府兵制，就是从北周开始借助拓拔鲜卑的部落兵制形式逐渐建立起来的。
第三，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内迁诸族是聪明智慧的，他们一接触先进的文明，便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匈奴人造出了宿铁刀，鲜卑人比干阿利造出了百炼钢刀。这都是灌钢法的推进和普及，标志着我国钢铁技术达到了新的世界领先水平。大牲畜的饲养、兽医和畜产品的加工，是游牧民族的特长，中原汉族望尘莫及。但随着他们的内迁进而与汉族融合，这些优长的技艺也随之普及开来。所以说内迁各族人民为北方经济恢复和发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民族融合开创了一代社会风尚。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前期国内民族关系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不是说隋唐皇帝有什么特殊的天赋，而是民族融合巨流的必然。建立隋王朝的杨氏，建立唐王朝的李氏，其血管中便有鲜卑血统，他们所仰仗的关陇集团，就是胡汉贵族的混合集团。较好的民族关系有利于国内各族创造力的充分发挥，隋唐之所以能掀起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两汉的经济文化高潮，与民族融合是密不可分的。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春秋战国的民族融合迎来了秦汉的经济文化高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赢得了隋唐的鼎盛；宋辽金元的民族融合导致了明清经济的繁荣。其中隋唐尤为突出，这正说明，民族团结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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