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的
武则天时期，是从武则天当皇后的永徽六年（655年）至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位，这一时期出现了佛教的勃兴局面。
武则天时期的佛教地位，与唐代的其它时期比较起来是最高的。之前的
唐高祖、唐太宗由于李氏同
道教祖师
李耳的关系，把道教列在三家之中的首位，高宗还把道教祖师李耳封为玄元皇帝，使道教的地位提得更高。初唐诸帝之所以这样提高道教的地位，是由于当时社会上门阀观念流行，出身名门的人受到整个社会的尊敬。在武则天之后的
唐玄宗也大力推崇道教，他恢复了老子的皇帝称号，礼敬张果老等诸多着名道士，并御注
《道德经》，命士庶家藏一本《道德经》，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开元年间还编辑《一切道经》，使道教典籍成为“藏”。但武则天的上台使佛教地位发生显着变化，她先把太宗的“道先佛后”改为“儒道并重”，然后又进一步明令“自今以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皇冠之前”，［2］用官方正式的行政命令把释教的地位置于第一。她还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高佛教地位，加强佛教的社会影响。她极其礼敬高僧，率领百官礼拜神秀大师，封其为国师；同时请法藏、慧安、仁俭等多位佛教大德入宫问道，待以师礼，并赐袈裟，极大地提高了佛教及其维持着僧人的社会地位。如此一来，佛教的地位便由第三跃为第一。
（二） 修建大量佛寺，塑造众多佛像，僧尼数量增加。
武后时期，在她的推动下，以国家出资的形式大量修建寺庙、塑造佛像，广度僧尼。
《新唐书》卷一二五记载：“武后铸浮屠，立塔庙，役无虚岁，环以为‘虽不出国用，要自民产日殚。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天下僧尼滥伪相伴，请并寺，着僧常员，数缺则补’”。虽然大臣们一再劝谏，但她为了积攒功德，求佛保佑，还是坚持大兴土木，修建众多寺庙佛像。
以天授元年为例，武则天在《大云经》颁布之后，立即令诸州都要修建大云寺，当时有三百五十八州，建造大云寺三百五十八座，总度僧上千人。长寿元年置长寿寺，证圣元年又置崇先寺。慈恩寺、敬爱寺、福先寺等也得到修缮。此外，延载元年（694年）她还曾下令：“盗佛殿内物，同承御物”，对寺院严加保护。[3]
《唐会要》载京兆名寺三十八所，属武则天时期建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并且规模巨大，装饰精美。可见当时寺庙的兴盛状况。
此外，武则天时期以洛阳为“神都”，很少住长安。因此，武后时期的大崇佛教必然在洛阳龙门石窟留下痕迹，据统计，显庆五年（660年）至长安四年（704年）的窟龛约占唐代窟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正是那一时代崇佛风气的反映。这段时期也正是武则天参与、执掌政权的武后时期。在此以后，705年，武后即传位于太子，退出了**舞台。
根据记载，武则天还亲自捐钱资助龙门大卢舍那佛的修建，龙门大卢舍那佛座北侧有一则《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文中记载了武则天为大卢舍那佛的修建捐助脂粉钱二万贯，可见她对于修建佛像的热心。此外她还对
敦煌莫高窟进行修缮和扩建，延载二年在96窟主壁西塑成了倚座弥勒大象一身，高达三十三米，庄严肃穆，大像俯视人间，正是武则天君临天下的象征。[4]
（三） 武后时期译经数量巨大，译经成果累累，译经名手和梵经善本荟萃，佛典翻译及其流通达到新的水平
佛教在隋代发展的基础上，进入唐代兴盛时期，而武则天时期又是唐代佛教发展的高峰。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佛典翻译及其流通、保存方面都达到新的水平。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其中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着名的是菩提流志。
她很重视佛典的翻译，天册万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命佛授记寺大德僧明佺俭校《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明佺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序》中讲述了武则天对整理经目的重视和支持。这里武则天被誉为转世的菩萨，乘愿而来，发弘誓绍隆佛教，用五戒十善来引导众生；她重视佛典翻译，专门下诏令来进行整理，以去伪存真，整理的数目甚为可观。另外武则天时期的译经成果还表现在：翻译译场组织较前有所突破，武则天时期译经名手众多，梵本荟萃，译经成果累累。这一时期共译（含佛教着作）186部，1496卷，按唐代译经部数共435部、2476卷左右计，这一时期约占全唐总译经部数的42%，卷数占一半以上。［5］这充分说明了吗武则天时期已经数量巨大，为佛教的进一步推广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四）武后时期信佛者数量众多
这一时期，除了僧尼以外，社会中的佛教信仰数量众多，信仰阶层也比较广泛。不仅当朝的士大夫们大部分都信仰佛教，而且还有一些道士改信佛教，百姓中也有大量信仰佛教的人。在
唐高宗龙朔二年准备下诏命令僧尼致敬父母王者时，居然有超过半数的官僚士大夫反对他的命令，迫使他不得不收回诏令。“时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请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请拜。时大帝至六月赦不拜君而拜父母，寻亦废止。”［6］可见当时官员中崇佛者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势迫使皇帝收回诏令。还有官员自愿出家为僧尼，武则天时期，监察御史王守慎辞官为僧，则天赐号法成。
当时佛教的兴盛竟然导致一些道士改变了信仰，《儒道论衡》中记载：“京城西华观道士郭行造金铜佛像五躯，十一面观音像二躯，并诸大乘经，改依佛教”。
当时百姓中信佛人数同前后期比较起来，也是最多的。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写经，其中以唐朝写经居多，而高宗武则天时期写经最多。写经多为法华、阿弥陀、维摩诘、观无量寿、药师、弥勒、宝雨等经。［7］这说明佛教在高宗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人民普遍信仰佛教，并抄写经书以求福，形成社会风气。
（五）武后时期一些重要佛教宗派创立并繁荣起来
武则天支持并促进了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华严宗、禅宗之创立于繁荣。华严宗、禅宗都是中国化的佛教，是由中国僧人完善建设起来的，已不同于原始的印度佛教，它们更符合华夏民族理性自省、崇尚简易的传统。武则天大力扶持法藏创立华严宗，从法藏的出家到经典的翻译、华严教义的推广，她都参与其中。法藏刚出家就是在武则天为母亲死后追福的太原寺担任职务，此后她又派人到滇取回梵本
《华严经》，组织翻译，并亲自作序，以九乘之尊的身份听讲，促成华严宗的繁荣。
武则天不仅遣使取经、亲自听讲，还组织《华严经》讲经**，宣传佛教义理，为华严宗的创立作出了贡献。
《华严经传记》三记载：“（公元689年）正月命僧等于玄武门建华严宗高座八会道场讲经，集僧尼数千人共设斋会。”这类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讲经**推动了华严教义在社会上的传播。正是由于武则天的大力支持，才使华严宗得以创立。
她亦极其礼敬禅宗北宗的大师神秀，九十高龄的神秀被肩舆上殿，则天亲加跪礼，时时问道，而王公大臣们也是望尘拜服，日有万记，极大地推动禅宗北宗的兴盛。此外，她也礼敬男宗大师慧能，
《宋高僧传》中《慧能传》记载则天应神秀请，诏慧能进京，慧能不就，于是赐摩纳袈裟、钵盂等，并遣使往诏。虽然慧能始终没有进京，但当地的官员对他也是毕恭毕敬，大力支持他的弘法事业，使南禅宗派建立并繁荣起来。
（六）这一时期佛事活动数量众多，规模宏大，推动全国范围的崇佛**
众多的佛事活动包括盂兰盆会、迎舍利活动、讲经**、无遮大会等。佛教两大重要节日，是四月初八的佛诞日、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武则天每年在
洛阳城南门外举办盂兰盆会。
《资治通鉴》卷二零五记载：“怀义又常作无遮会，用钱万贯，士女云集，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这样的官方支持的佛事活动是常常举行的，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氛围。
唐代诸多帝王崇敬佛舍利，曾经发生七迎舍利的崇佛举动。他们期望通过供养舍利，能够受到佛祖护佑，使国泰民安、江山永久。特别是武后时期发生过两次迎舍利的佛事活动，都是规模宏大，皇帝、百官、平民争相礼敬。显庆五年（660年）三月，高宗赦迎舍利于
东都宫内供养。皇后武则天大行布施。晚年第二次迎舍利，依然焚香礼拜，场面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