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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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国际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国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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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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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
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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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
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派周恩来赴西安参加谈判,促进事件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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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的四次历险:
周恩来临危受命前往西安时,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时的党中央设在陕北保安,交通不便。张学良只能派自己专机到肤施接人。
保安到肤施的路程有85公里多,陕北山高水险,又值隆冬,夜长昼短,肤施附近只有我方小股游击队活动,肤施城内驻有肤施、安寨和保安3县民团,共有1500多人的武装。
周恩来去西安,任务重,时间紧,速度要快,只能靠骑马。为了防止土匪、民团的突然袭击,中央警卫团派了一小队骑兵做掩护。
12月14日一早,周恩来从保安出发,朱德将一条俄国产的红色毛毯塞到周恩来的坐骑上。这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鹅毛大雪,只有周恩来那条红毛毯,像一团火焰,随着崎岖的山路一闪一灼。
当天只走了40公里,天黑时不能冒险夜行,在安塞县城西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的土窑洞里过了一夜,15日早饭后继续向南行军,一直到下午5时左右,才马不停蹄地赶到肤施城北门外的蓝家坪。
周恩来一行虽然重任在肩,却不能轻易进入肤施城,因为那会很危险。这时,周恩来得知,当天中午曾有一架飞机降落在东郊机场,因为没接着人又飞回去了,究竟何时再来,来不来都是个未知数。
周恩来果断决定:等明天天明,再骑马绕过肤施城到甘泉去,那里驻有东北军,让东北军用汽车送他去西安。
16日一早,周恩来一行冒着寒风,策马西行。天寒地冻,马蹄不住地在冻地上打滑,人马随时都有跌下山涧的危险,所以行进得很慢。
当他们绕过肤施城,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越几道山沟,来到杜甫川时,天已近中午了。正焦急间,忽然听到飞机的马达声。
周恩来仰天一望,马上反应极快地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来接我们的。”于是,他们调转马头,不顾危险,打马急行,很快又赶回到肤施城郊。
然而,由于民团的阻拦,他们无法直接去东郊机场。于是,周恩来就让随行的张子华以“南京派来的与中共谈判的代表”身份,拿着周恩来亲笔写的纸条,由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陪同先进城找到肤施县县长高仲谦,让他下令民团不要阻拦。
这样,周恩来一行才得以催马赶往东郊机场。这时,驻肤施城内的民团惶恐地喊:“红军冲过来了!”城内外顿时乱了起来。幸亏随飞机而来的张学良秘书刘鼎对高仲谦说:“不准开枪。否则发生问题要你负责”。
高仲谦立即命令民团不许开枪。周恩来一行这才从南山绕过去赶到机场。
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多,飞机坐不下,可是到西安事情多,任务重,又不能减少人员,只好让龙飞虎和杨永保两人躺在飞机的行李舱里随他去西安。
因为来接周恩来的这架飞机上还带来了一部分张学良送给红军的枪支弹药,于是周恩来留下曾山等人负责照管,并交代高仲谦要保证留下人员的安全。
可是,等周恩来坐上飞机一上天,那个县长就要抓曾山。但民团考虑到红军的声威,希望给自己日后留条后路,拒绝听令,曾山等人才得以幸免。
此时肤施城内人心浮动,草木皆兵,县府“大员”和民团们纷纷逃跑。第二天,王春圃率领的那支红军乘势进入肤施城,那是1936年的12月17日。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肤施就改称延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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