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方与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异，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广泛探讨的话题。随着中国加入WTO，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经济和技术领域，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我们的文化也在经历深刻的变化。20世纪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传统的保守和全盘西化都可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理解文化影响的机制成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文化影响的崭新思路。这些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韦伯和许琅光为代表的文化学者，受到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社会文化学派的观念影响，开始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在人格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决定着这个国家中人的国民性。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而西方文化强调冲突和进取，因此中国人的人格取向是中庸式的，注重对人情的处理；西方人的人格是进取式的，注重追求个人成就。
韦伯等人的观点启发了著名的文化心理学家霍夫斯蒂（Hofstede），他提出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概念，指出东方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强调内团体的和谐，关注内团体的目标，强调团体的规范与责任；而西方文化是一种个人主义文化，它强调个人的需要和价值，关注个体的尊严和自我发展。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吸引着文化心理学家的目光，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对思维方式的研究之后，人们才发现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一概念去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依然处在一个较浅的层次上。要想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就必须从人的内在假设上加以分析，而思维方式作为人们处理信息和理解社会事物时的一种元认知特性，就是这样一种内在假设。
文化心理学把思维方式作为理解文化差异的内在假设，和他们对主流心理学的反思有关。18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心理学家，如洛克和休谟等人，一直把人的认知过程，包括分类、学习、推理、归因等看成是不受文化影响的东西。这种思想在整个科学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比如人工智能等领域对大脑认知过程的模拟就以此为基础。在心理学领域，皮亚杰对认知发展的探讨，海德等人的归因理论，以及费斯廷格等对认知失调的探讨从来没有考虑文化对这些过程的影响。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和心理学家对思维方式以及思维与认知关系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从事文化研究的心理学家发现：东西方人在行为和认知上的差异与其思维方式密不可分，而东西方思维的差异从深层次反映了文化和知识论的差异，所以思维的不同实际上是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和表现。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对立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对立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从世界的变化性出发，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
鲁迅先生曾对此加以评价：“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理论中的阴阳学说就是这种辨证观念的集中体现。其中“天人合一”是中国人追求和谐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指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看法和假设，包括宇宙的组成，控制力量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中国人相信宇宙的关联性和有机性,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所有存在于其中的物质组成的均衡体，它的存在和运作不是超自然权威的结果（西方社会则相信有这样的力量，如上帝的安排）；另一方面，它和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有联系 , 中国人认为和谐是一种美。就像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所认为的：“这种和谐是宇宙式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达到这种美的道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执中’‘中庸’。但是中庸并不是庸俗一流，并不是依违两可，苟且的折衷。乃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毅力，综合的意志……圆满地实现个人的一切而得和谐。所以中庸是善的极峰，而不是善与恶的中间物”。
与中国人的辨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中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有些情况之下，东方人和西方人所犯的基本归因偏差正好相反：在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的时候，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同样情境下，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
西方人的逻辑思维也体现在他们有关人性与人格发展的理论思考中，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概念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在埃里克森看来，当个体经历了青春期的剧变之后，就会在人格上形成稳定的自我概念，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人格的发展才算开始成熟。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西方人更强调人格的稳定性特质，因为只有通过稳定的特征才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合理的预测。而与此相反，中国人则强调变化性，认为只有通过变化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东西方的文学观念中。比如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奥德修斯因为善变而损害了自身的英雄形象，而在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主人公孙悟空同样因为善变而大受欢迎。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可以从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得到启示。在他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他从古希腊的和古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取向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的，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截然相反，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着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了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美国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美国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与中华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希腊文明则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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