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
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
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
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读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有感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虽然有些具体的结论在学术界还有很多的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还是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引为参考。
纵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宗旨，以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近代史，富于创见,颇具影响,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得到学术界一至很高的评价。该书系统地叙述叙述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中国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记述和分析了一百年来中国几个革命高潮和曲折历程。作者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观点来看待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 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
作者认为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可以把1840-1919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和农民战争时期；第二个是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第三个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第四个是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酝酿的时期。
我相信读者们按着这条清晰的路线去了解那段历史一定不会觉得枯燥，而那些一件件一桩桩悲痛的事件都让每一位爱国人士都深感沉重，悲痛不已。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其基本特征主要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而这些都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滞后，思想文化的沉闷，各级政府的腐败，为后来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以及租界的出现。
到了太平天国的兴起，洪秀全等人利用被“修饰”过的上帝和人民的迷信号召农民起义，拜上帝会（附：我之前看了一本名叫
《中国历史之谜》的书，书中否认了拜上帝会的存在，认为只是后人的误解，因为在太平天国的文献和与太平天国交战的清朝官吏的奏报及书信上没有出现“拜上帝会”字样，对此不知老师有何看法？）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农民革命纵然取得了推翻一个旧的封建皇朝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却总是为地主阶级用这样那样方法所窃取。洪秀全等人上台后，官民制度两种化，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新起的皇朝仍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农民仍然处于封建的压迫下。
在作者看来，太平天国的城市政策带有致命的弱点，他们所设计的整个社会由废除剥削制度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组成的方案，也就很明显的不过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空想。《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来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从未真正实行过，也不可能真正实行。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灭亡是势在必行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仅靠农民起义的弊端，因为虽然他们富于社会经验，见多识广，更多 权变和机灵，但是他们也往往把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流寇主义、单纯破坏性这些坏东西带进了农民革命队伍，阻碍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再后来，同盟会领导武装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但以本人的浅见，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当时社会和国民素质还不足以推行资本主义，这其中需要一个类似君主立宪的过渡阶段，而那时的中国不得不处在了一个不土不洋的尴尬阶段。而且当时许多遗留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比如清末的土地兼并问题、西方列强政治经济上的侵略和压迫等等。他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倘若一直走下去必定会是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新面貌。不幸的是最终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走，更是将中国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正如作者所说：“近代中国在20世纪初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国民主革命实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这是诸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者没有把任何社会现象都归结于阶级问题，或者只是用阶被级根源来解释，也没有把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当时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所以绝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
作者着墨不多，用事实再现了那段悲痛耻辱的历史，着力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无形中激起了读者对民族英雄的钦佩敬慕之情和对卖国贼的愤怒不满。
这么多次的革命最终都悲壮地以失败告终，中国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苦苦地挣扎，救国之路该怎么走？强国之路又该如何？这是每个国人都应该深思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用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只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让中国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巧妙地化解各种危机，屹立于世界之林不倒。
该书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
我曾在别的一些文章里看到其他有观点认为谋略处是不存在，不知到底事实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