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是十分腐朽的清政府没有能力领导国内变革、没有能力继续引领中国前进、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的结果。
首先，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这是辛亥革命发生的政治原因。
《辛丑条约》订立后，列强采取以华治华政策，利用清政府作为其统治中国工具。因为利益关系，列强在华矛盾进一步激化，结果1904—1905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发生日俄战争。这是两个列强争夺我国东北领土的侵略战争，清政府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将辽河以东划为战场，自守局外中立。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俄国，双方订立《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我国旅顺、大连租借地及相关权利转让日本，沙俄势力退到东三省北部。我国东北被日本和俄国瓜分了。这期间，英国于1903—1904发动了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定《拉萨条约》，阴谋分裂中国领土，而沙俄也想出兵控制西藏，我国边疆危机又一次显现。
20世纪初，列强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经济上主要是扩大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投资，加强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1895-1913年18年间，各国在中国开设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厂矿136家，投资总额达10315.3万元，为甲午战争前50多年间外国投资总额的13倍多。列强在华争夺铁路、矿山等利权，开设银行，榨取巨额利润，干预地方行政，基本上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列强还通过在中国传教、办学校、办报刊和吸引留学生等办法，推行文化侵略，进行奴化教育，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
其次，清政府已到了内外交困的境地，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这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另一政治原因。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1906年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由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是清政府立宪的指导原则，所以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改革之名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再次，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是辛亥革命得以发生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1894年11月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成立，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形成，随后革命派发动的多次起义，如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后，因为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不满中国现状，仇恨列强侵略，愤恨清王朝腐败，痛感民族危亡，积极寻求救国真理，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最终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值得一提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等。20世纪初，革命报刊的纷纷建立，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杰出革命宣传家的涌现，各种革命读物的广泛流传，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进一步促使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一批革命小团体纷纷成立，他们的目标是排满复汉，建立新的共和国，这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党奠定了基础。
第四，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纲的提出，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进一步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
1905年8月，各革命团体300多位代表在日本东京开会，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章程》和《军政府宣言》，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支部下各省区设立分会，国外设南洋、檀香山、美洲、欧洲4个支部，以《民报》为机关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克服了原来分散的缺点，从此有了全国统一的机构和完整明确的斗争纲领，它已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规模，壮大了革命派的力量，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进一步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旧三民主义。同盟会的建立和三民主义的提出，为武装起义和思想论战的广泛开展，准备了有利条件，使民主革命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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