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日本难成政治大国的三大痼疾不包括：和美国的军事三大合作机制。
“一亿中流”的由来，可以回溯到战后日本政府采取的以培育中产阶级为主旨的政策理念。二战后，通过解散财阀和一系列的强制性经济民主化措施，平等主义在观念上得到实现，日本各个企业尽量淡化内部上下之间的等级差别观念。
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企业确立了“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日本社会学家今田高俊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引起的社会阶层的改观，与其在于平等化的推进，更不如说是由于中流意识的广泛化、较高的社会移动率、社会地位的非一贯性等，使得阶层非构造化”。
“使阶层固有的文化、价值及生活方式等失去了实体”。在日本社会变迁中，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表现为新中间阶层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逐渐发展壮大，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社会群体及群体利益和群体意识。
作为一个社会新生力量形成之后，中间阶层自身特有的群体意识，会反映到日本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表达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和利益要求。
“中流意识”的兴盛是战后日本社会阶级阶层意识的最大变化之一，也是导致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中流意识”的兴盛是与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所谓“消费革命”分不开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物质生活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者从传统的节约思想中解放出来，开始追求生活的舒适，进而接受“消费乃美德”的新价值观念。
国民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所谓“中流阶层意识”。整体上来讲，“中流意识”是整个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这样的群体意识可以说是贯穿20世纪后半期的整体国民意识。
然而，从1990年开始及至泡沫经济崩坏，日本在经济上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中流意识”逐渐弱化。同时，日本在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过程中，未掌握先进技术的职工纷纷下岗，具有日本特色的终身雇佣制也逐步弃用。
进入21世纪初期，日本有“中流意识”的人数呈下降趋势。就连安倍晋三在其著述《致美丽的祖国》（2006年）中也认为：与“一亿总中流”过去的日本相比，出现了差距，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近年来关于“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显示，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逐步降低。另外，由于社会老龄化加剧，年轻人的经济负担加重，导致日本家庭储蓄率逐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