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从纯粹“文学性”的角度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路径。但由于20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政治化倾向，使得置身其中的文学必然无法回避“政治”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有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仍然关注着文学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这当然也无可厚非。但一些研究者以往在考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审视“政治”如何参与到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时，由于并未真正搞清政治与文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方式，常常是简单地将文学现象与政治事件，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政治思想，文学的内容与现代政治的历史进程生硬地直接对应或比附，这就使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描述有时不免是感性化或情绪式的。
80年代中后期，这时以追求创新为总体特征。经过难得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改革开放的现实环境里，也在海外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影响下，人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有了很大发展，并产生了一批新的认识成果。这时现代文学教学、科研队伍也比“17年”有了很大发展，老中青三代汇聚成一股思想活跃又看重严谨学风的学术力量。于是出现了学科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大突破的时期。产生了一些有新观点、新
体例因而有新面目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更多的文体史、思潮史、地区史等的出现，标示着这个学科在扎实地向广度、深度进军。我们可以这样说:在so年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现代文学研究虽然只是个小学科，却是此时很有活力，很有收获的部门。
在80年代中期，有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另外，在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领域出现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命题，其影响也波及现代文学史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观的提出，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起了促进作用。一是把视线前伸后延，贯串一百年，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在更长些的时段里，审视、考察新文学的脉络，就更清晰、更深入了。从一个圆圈中截取任何一小段都是直线，现在把几段直线连了起来，至少可以看出孤形的部分了。二是对现代文学研究视角的单一、狭窄的缺陷，有所匡正。让人们看到除了政治的视角，还可以有思想、文化等多种视角。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比较宽阔的前景。而在80年代中后期，正适20世纪行将结束，很自然人们对这个新命题会感到兴趣，因而很快产生影响，短短几年，打着"20世纪”标记的文学史，已有了好几部。 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个新的命题，它不应该是近代、现代、当代几段文学史的机械的拼合，量的增加如果不引起质的飞跃，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尚有待发掘和探讨。提出者所提供的理论，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灵魂，审美风格的核心是悲凉，等等，还有可商榷之处，因为似乎偏重于总结启蒙文学的特征，而20世纪的中国文学并不仅仅是启蒙文学。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似乎热衷于它的新颖的名称，迅即编出了一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而对它的实质性的理论探讨，并不很热烈。以至近十年了，并未见到关于这一命题的认识，有多少新的发展。而缺乏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已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便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鉴于2000年越来越近，今后一段时间内，"20世纪中国文学”应该是我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因此有必要花费点精力，对这一问题作深入一些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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