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聋人卡西莫多被巴黎圣母院的神父克罗德收养，做撞钟人，外貌正经的克罗德神父自从遇见美丽的吉普赛少女爱斯美拉达后，被其美色所诱而神魂颠倒，指使卡西莫多强行掳走爱斯美拉达，途中被福比斯骑兵上尉队长所救，爱斯美拉达因而爱上了福比斯。但福比斯生性风流，被怀恨在心的克罗德刺杀，但没有死。并嫁祸于爱斯美拉达，令她被判死刑，行刑时，卡西莫多将爱斯美拉达救走并藏身于圣母院中，乞丐群众为救爱斯美拉达而冲入教堂，误与卡西莫多大战，爱斯美拉达被由克罗德带领的军队绞杀在广场上，卡西莫多愤然将克罗德从教堂顶楼摔落地下，最后卡西莫多抚着爱斯美拉达的尸体殉情。（故事中还有落魄诗人甘果瓦 和丢失了孩子的可怜母亲“香花歌乐女”的衬托剧情。）
波希米亚少女爱斯美拉达是巴黎流浪人的宠儿，靠街头卖艺为生。她天真纯洁，富于同情心，乐于救助人。因为不忍心看见一个无辜者被处死，她接受诗人甘果瓦做自己名义上的丈夫，以保全他的生命；看见卡西莫多在烈日下受鞭刑，只有她会同情怜悯，把水送到因口渴而呼喊的敲钟人的唇边。这样一个心地高贵的女孩，竟被教会、法庭诬蔑为“女巫”、“杀人犯”，并被判处绞刑。作者把这个人物塑造成美与善的化身，让她心灵的美与外在的美完全统一，以引起读者对她的无限同情，从而产生对封建教会及王权的强烈愤恨。 至于副主教克罗德和敲钟人卡西莫多，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形象。克罗德表面上道貌岸然，过着清苦禁欲的修行生活，而内心却渴求淫乐，对世俗的享受充满妒羡。自私、阴险、不择手段。而卡西莫多，这个驼背、独眼、又聋又跛的畸形人，从小受到世人的歧视与欺凌。在爱斯美拉达那里，他第一次体验到人心的温暖，这个外表粗俗野蛮的怪人，从此便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热情寄托在爱斯美拉达的身上，可以为她赴汤蹈火，可以为了她的幸福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种推向极端的美丑对照，绝对的崇高与邪恶的对立，使小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能卷走我们全部的思想情感。这也许正是浪漫派小说的魅力所在。 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心描写了巴黎最下层的人民、流浪者和乞丐。他们衣衫褴褛、举止粗野，却拥有远远胜过那个所谓有教养、文明的世界里的人的美德。互助友爱，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美德。小说中巴黎流浪人为救出爱斯梅拉达攻打圣母院的场面，悲壮、激烈、慷慨、惊心动魄。 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这部小说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雨果把善恶美丑做了鲜明的对比。 但这种对照却不是按传统的方式不美与善，丑与恶分别集中在两类不同的人物身上，或是根本回避丑怪的一面，而是让他们互相交错：外表美好的，其内心未必善良；外表丑陋的，其内心未必不美，未必不善。 巴黎圣母院，威严赫赫，以其不朽的智慧，在它存在迄今八百多年中，默默注视着滚滚河水、芸芸众生，曾经是多少人间悲剧、人间喜剧的见证！在雨果的这部小说中，它仿佛有了生命的气息，庇护爱斯美腊达，证实克罗德的罪行，悲叹众路好汉尝试打击黑暗统治而英勇献身的壮举，惊赞卡西莫多这“渺不足道的微粒尘芥”把一切豺狼虎豹、一切刽子手踩在脚下的侠义行为；它甚至与卡西莫多合为一体，既是这畸形人灵魂的主宰，又是他那怪异躯壳的依托。在雨果的生花妙笔下，它活了起来，同时也以它所铭刻、记述并威武演出的命运交响曲增添了伟大作家的光辉。美丽的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建筑艺术的珍品。雨果早在少年时代就对建筑艺术——尤其是哥特建筑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及至青年时代，他至少进行了三年的准备，熟悉中世纪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屡次亲身钻进圣母院的旮旮旯旯，同时广泛阅读有关资料，掌握了法国人引以为荣的这座建筑物所有的奥秘，便于1830年7月着手写稿。他假托在那两座巍峨高耸的钟楼之一的黑暗角落，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中世纪人物手刻的希腊词：命运！说是这个支配人类的命运，事实上支配那愚昧时代一切人的黑暗之力亦即魔鬼，它无所不在的宿命寓意深深打动了作者。确实，《巴黎圣母院》这本书就是为了叙说“命运”一语而写作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雨果寻求的是命运的真实内涵。无论是克罗德，还是卡西莫多，他们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人，他们内心的分裂、冲突，反映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神权与人权、愚昧与求知之间，庞大沉重的黑暗制度与挣扎着的脆弱个人之间的分裂、冲突，终于导致悲剧中一切人物统统死光的惨烈结局。我们在这部巨著中看见的命运，就是在特定环境即中世纪的法国首都，愚昧迷信、野蛮统治猖獗的那个社会之中，发挥其横扫一切的威力。《巴黎圣母院》作为一部浪漫主义代表作，正是由于作者力求符合自然原貌，刻画中世纪的法国社会真实生活，以卓越的手法和浪漫的形式，依据动人的情节发展，凝聚、精炼在这部名著中而呈现出它们的生动面貌和丰富蕴涵，赢得了继《艾那尼》之后浪漫主义打破古典主义死板桎梏的又一胜利。这是一部愤怒而悲壮的命运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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