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增加收入，同时使农民避免遭受大地主大商人的高利贷剥削。具体办法是：农民可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政府贷款，待粮食收获后加一定利息向政府还款。这个利息比向大地主大商人贷款的利息要低很多。表面看来，这项法令对于政府和农民来说是双赢的，可是在具体执行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引起一片反对声。那么，为什么初衷良好的“青苗法”会在执行中出现诸多问题呢？
第一，法规设计不尽合理。
为保证政府能够按期收回放出的贷款和利息，“青苗法”规定按照人户的物力（财产）情况发放贷款。如河北地区，将人户分为五等，越贫穷的人，能够获得的贷款额度越低，反之则越高。这项规定本身就违背了“青苗法”的初衷，越贫穷的人户才越需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款，可是他们却只能得到很少的贷款。富裕的人户不需要贷款，他们却能得到较高的贷款额度。
“青苗法”的还贷规定缺乏弹性机制。中古时期的农业生产能取得多少收成，相当大程度上由天气决定。如果遇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民就无法偿还贷款。在官吏的催逼之下，为不误期限，农民只好继续向大地主大商人借高利贷偿还政府的贷款，负担更加沉重。
第二，考核制度不尽合理。
王安石变法的终极目标是富国强兵，所以，地方官吏如果能够多放贷多收息，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就是有功之臣。这样的考核制度鼓励地方官吏突破“不得抑配”的规定，强行摊派贷款。正如苏轼指出的：“因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由于贫穷的人户偿还能力低，所以富裕的人户成了主要的摊派对象，被迫“依法”贷款，到期还本付息。“青苗法”的主要功能异化为敛财。
第三，权力寻租致使法令走样。
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下，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很容易被滥用。“青苗法”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国家垄断的金融机构，给执行“青苗法”的官员提供了利用权力捞取油水的机会。放贷的时候找各种理由克扣钱款，或者用腐烂发霉的粮食当作好粮食，收贷的时候则百般刁难，使农民无形中增加了贷款和还款的成本。司马光揭露陕西执行“青苗法”的情况：“以一斗陈米散与饥民，却令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纳粟三斗，所取利约近一倍。”减轻农民负担的初衷，在官僚体制下却变异出了增加农民负担的结果。
除上述几点之外，“青苗法”还有诸如钱与粮食的折价办法、放贷与收贷的时间限制、贷款与还款的繁杂手续等许多问题，导致民怨沸腾。在生产力没有获得革命性发展的条件下，“富国”的目标只能通过向民间敛财来实现，“青苗法”在执行过程中就变异成了敛财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