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教育史有着较大影响的人,对韩愈的研究必须基于当时社会背景的客观把握,并要结合中唐的审美时尚和韩愈自身曲折的人生经历,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韩愈的人品
韩愈是中唐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世称韩昌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无论是对他的人品还是诗品的评价,自古就有分歧。就人品而言,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薛雪称颂他“匡君之心,一饭不忘;救时之念,一刻不懈。”(薛雪《一瓢诗话》)。而司马光则在不少文章中都对韩愈有微词,其《颜乐亭颂》中的批评尤为集中:
“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谓先达、后进之士,玄为前后以相推援,如市贾然,以求朝夕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彼又乌知颜子之所为哉!”
朱熹对韩愈的评价是:
“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至于其做官临政,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两种评论,各走极端。如何全面、具体、历史地评价韩愈的人品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关于韩愈的人生价值取向
韩愈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父亲韩仲卿、叔父韩绅卿都有着鲜明的庶族地主立场,为官正直。李白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说韩愈父亲仲卿调补武昌令时,使“奸吏束手,豪宗侧目”;叔父韩绅卿任泾阳令时,也是“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顷凡百万”。出身在这样的家庭的韩愈,很小就接受了儒家思想,他天性聪慧、读书刻苦,“六经”、“诸子”精通,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不甘穷厄,汲汲于功名富贵。韩愈三岁丧父,母亲身份不明,早逝或改嫁均无记载,赖长兄韩会抚养长大,十岁时韩会受党争的牵连贬官韶州,两年后韩会病逝韶州。韩愈随寡嫂郑氏北归河阳,旋又因河南发生潘镇叛乱,避居江南的宣州。这些惨痛经历,促使韩愈形成了倔强内敛、重于名利的性格和偏狭躁郁的气质。我们通过他的著作以及史料笔记的记载,不难发现他把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局限在做官上,形成了官本位的人生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出仕之欲望。另一方面,韩愈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是“行道”,立志要继承孔孟以来的儒学传统,做一个大儒,把圣贤人格作为自己自修和继承的目的,凭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干一番事业。其中《赠族侄》所说的“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反映出他早年不同寻常的抱负;《出门》诗:“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写他入长安初涉世时孤独沉闷的心绪,决心用古训来鼓励自己坚持走正确的人生道路,用精神力量对抗现实的腐朽。韩愈早年这种对自我才能的强烈自信,对建功立业的满腔豪情,对力挽中唐道德颓丧之势的执着用世意识,并不是狂妄可笑的表现,而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这正是韩愈“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与积极用世心态的形象概括。
二 韩愈的干谒及与权宦的关系评价
韩愈十九岁时,在饱经亲人吊丧之痛后,肩负着光大门庭的重任,辞别在宣州的家人,踏上了长安求仕的道路。从政对于他来说不只是实现理想的途径,而且是谋求生存所需的手段。他在落第后困守长安、生计窘迫并渴望有人引荐时所写的诗文如《上宰相书》、《应科目时与人书》、《与于襄阳书》等,被人斥为“贪权媚贵”、“急功近利”。从当时环境和历史条件看,是有失公允的。
有唐一代,实行科举制度,但并不彻底,朝廷取士实际上是科举与荐举并存。荐举是指在官员或权贵的荐送下,朝廷不经考试而直接录用的人才。唐太宗时,马周就是西游长安时经中郎将常何荐举入仕为官并终至宰相的。荐举首先要经过干谒权贵,士子须通过诗文让权贵了解自己,由于士子干谒时处于下风,不能不向权贵低头,所谓的文人的气节风度是暂时顾不上的,为了达到被引荐的功利目的,只好自觉贬值,承受人格、个性的委屈、压抑甚至扭曲。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困居长安十年的杜甫不得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身有“傲骨”的李白,到晚年陷入困境时所写的《赠崔咨议》、《天马歌》等,都是直接乞求对方悲悯引荐,获得一官半职。
韩愈始终以干谒为耻,多年后回想起来仍觉羞愧难当。韩愈曾在《与李翱书》说自己当时的处境比颜回还穷,又没有谁可以依靠,不谋求一官半职难以养家糊口,当然不能像司马光那样奢谈“失节”与否的。韩愈在干谒时始终坚持了三点:一是不到权贵府上去“摇尾乞怜”,这点杜甫还做不到;二是坚持“儒服者”之礼,维持了读书人最起码的操守;三是以自己为例,希望有健全国家发现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他在《三上宰相书》里表现出来的执着信念,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勇于自荐自举的胆略并不是他的缺点,而恰恰是他人格中的闪光点。
韩愈曾作《上李尚书书》,企图为仕进创造客观条件,从宋代至今都受到不少学者指责,认为他在书中对京兆尹李实尽情赞颂,充满谀词。笔者个人认为这种指责有片面性,因为李实当时任司农少卿,又是宗室,且伪装得很好,半年后才暴露其恶迹,韩愈不可能预料得到。韩愈后来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矛头直指李实,并因此被贬到偏远的阳山,恰恰反映他不惧权势、敢做敢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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