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秦国，是中国古代少有的以才取人的平台。要想成为这里的宰辅，出处无所谓、心胸是否宽阔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能力，当然了，还得找对人、干对事。
公孙鞅（商鞅）、张仪、范雎，是三位对秦国产生战略级影响的外来人才。这三人在来源、性格方面都有共同点：
三人都来自魏国，其中张、范二人还是魏国人。在战国很长一段期间内，魏国都是秦国家门口直接的敌人，那句著名的“夫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最早就是用来描绘魏国的状态。
也就是说，几任秦王的最得力干将，都是来自最直接的敌人，这样的景象，在历史上并不常见。
其次，这仨人心胸都不怎么宽广。
商鞅变法成功的秘诀就是赏与罚，担任秦相期间杀人无数，曾经“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以至于“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山丘”，这样一位以杀戮为管理工具的酷相，压根没什么宽容心可言。
而张仪的特点则是毫无节操下限。在为秦国服务后，他曾经像“卧底”一样担任魏国相，以坑蒙拐骗、威逼利诱等手段打击、要挟自己的母国；当然，他最经典的“杰作”，就是以6里地诈称600里，把楚国骗得团团转。而在秦国内部，为了夺权争宠，他跟司马错、公孙衍之间的博弈也从未停止过。
范雎则是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典型，对于当初打自己小报告的须贾，他可以让其当众吃马饲料，也可以看在赠袍之情上放其一条生路；而对于迫害自己的直接仇人魏齐，则直接逼得其走投无路自杀而亡。
然而，就是这三位来自敌国、压根不符合后世“宰相肚里能撑船”标准的“小人”，却无一例外的得到了时任秦王的信赖。
商鞅“为相十年”，直接对秦孝公负责，全权推进秦国的变法事宜，掌握上至王公、下到百姓的生杀大权。在公元前340年因功劳被封商君，以商於15邑作为封地；
张仪则两次担任秦相，在公元前311年被秦惠文王封为武信君，不过封地比商鞅少一些，只有6邑；
范雎于公元前270年逃往秦国，四年后，即前266年，在帮助秦昭襄王除掉外戚宣太后一党后，被任命为丞相、封为应候。几年后，秦昭襄王为了替范雎出当年的恶气，不惜绑架赵国平原君，将当初羞辱范雎的魏齐逼死。
能坐在秦王位置上的人，都是很有水平的。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秦王要的是能解决当务之急、可以雪中送炭的实干家，而非道德模范。
当初，秦孝公接手的秦国积贫积弱，对内保守势力顽固不化，对外处处受中原诸侯国排挤，无奈之下他只得开出重赏发布求贤令。于是，在魏国不得志的公孙鞅带着李悝的《法经》闻讯而来，他结合战国初期头号强国——魏国的变法经验，为秦国的崛起指明了方向，在当时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条件下，这也许是秦国得以翻身的唯一机会。因此，秦孝公当机立断，任命公孙鞅全权负责变法，对其赋予了极高的权力，以至于自己的亲哥哥公子虔犯法时，也毫不留情的施以割鼻之刑。
而秦惠文王继位时，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已经具备了进军中原的实力，自然也因此引起了山东各国的警惕。面对在苏秦合纵战略鼓动下建立的反秦联盟，口才惊人、思维活跃而又毫无道德下限的张仪出现了，作为连横战略的主要操盘手，他首先拿魏国开刀，软硬兼施，使这一曾经战国首强沦为了秦国的鱼肉；其次以一张嘴破坏了齐、楚联盟，消除了秦国外部的最大隐患；然后只身出使各国，彻底破解合纵，使大小诸侯纷纷对秦国投怀送抱。
范雎则是秦昭襄王本人的贵人。对内清除了宣太后、魏冉代表的外戚集团，协助秦昭襄王全面收回了权力；对外明确了“远交近攻”的策略，既强化了秦王的微信，又为秦国未来的兼并之路规划了完美的路线图。
对于历届秦王而言，这仨人除了确实有才、能干之外，他们的特殊身份，还在客观上提供了另一方面的便利：
第二，在秦国毫无根基的“过江龙”，既是完美的棋子，更便于“兔死狗烹”。
公孙鞅、张仪、范雎都来自魏国，这个看似弱点的尴尬身份，对秦王而言反而是极实用的便利。
首先，在本地没有势力以及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他们只有秦王这么一位依靠。相对于传统权贵而言，他们对秦王势必会更加忠诚，压根不存在权臣篡位之忧。
其次，外来人员掌握大权，将会激起本地势力的抗拒；双方为了争夺话语权，免不了明里暗里的博弈。而秦王本人对此则喜闻乐见：便于自己从中制衡，从而强化王权。
其三，便于兔死狗烹。商鞅、范雎二人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是对秦国权贵的洗牌，本质上是得罪人的改革。客观情况需要时，他们是秦王手上的利刃，用来快刀斩乱麻、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而在问题得以解决、或者新君接班后，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发泄传统贵族的愤懑、巩固统治基础，过河拆桥、转移仇恨，无疑是划算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