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衡量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如题所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是衡量居民购买并用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的变动趋势和变动幅度的指数。具体内容分为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
  CPI是从购买者的角度,反映一定时期货物和服务商品价格水平,它衡量的是生活成本的变动,与居民生活消费的关系最为密切,历来为公众和政府所重视。
  目前,在我国CPI的统计和分析中,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并进行认真研究。
  一、应重视对我国核心CPI的分析和研究
  国外经常会使用核心CPI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所谓核心CPI是指从CPI构成中扣除某些价格波动较大的项目(如食品和能源,或新鲜食品等)后计算得到的价格指数。由于核心CPI稳定性较好,通常被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计算核心CPI时扣除哪些项目,取决项目的波动性和权重,各国有不同的做法。美联储常用的核心CPI扣除了食品(权重为15%)和能源(权重为9%),日本的扣除了新鲜食品(食品的权重为25%,新鲜食品的权重为4.5%),欧央行的则扣除了未加工的食品(食品的权重为19.3%,未加工食品的权重为7.6%)和能源(权重为8.2%)。中国没有对本国的核心CPI定义,也没有公布类似的价格指数。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核心CPI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利于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科学参考指标。
  中国当前的CPI尽管能够基本反映居民生活成本的变动,但在衡量通货膨胀上存在以下一些缺陷:一是CPI的各大分类的权重不太合理。近年来城市居民支出大项主要是医疗、子女教育、住房消费等,这些项目的价格近年来上涨幅度较大,但由于在CPI构成中,教育、医疗、住房消费的权重过低,这些价格的上涨在CPI中未能全面地反映出来。二是CPI构成中的一些价格是受管制的,CPI并不能真实地反映通胀压力。例如,多数公共服务品价格是受政府管制的,在当前煤电油运紧张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品价格上涨的压力未能在CPI中体现出来。三是CPI用来衡量整体经济活动水平具有误导性。因为中国CPI所包涵的消费活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消费率仅为50%-60%,而且呈下降趋势,投资和贸易占GDP的比重则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四是CPI所反映的是最终消费品价格,是整个经济体系中最末端价格指标,是已经形成的通货膨胀状态,如果仅仅依据CPI的当前水平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就往往难以实现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因此在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时,需要更多地参考CPI的先行指标。
  对核心消费价格指数的分析,有助于更真实和准确地分析一国或地区的总供求关系及其动态变化,从而有助于对宏观形势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进而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政策选择。
  二、应重视对经济增长水平与CPI指数之间关系的研究
  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一国经济增长与其CPI总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一般规律是,在经济繁荣期,由于市场投资需求旺盛,从而会拉动投资品的价格上涨,一部分投资又通过劳动报酬方式转化为消费需求,进而使消费品或服务价格水平相应上升;而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下降,价格总水平也会有所回落。在这样的一般规律下,追求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和低价格水平的一致性只能是一种理想分析,但事实上很难实现。
  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而CPI总水平则一直比较低。这种状况有其特殊的原因和背景,例如,一方面,近年来粮食价格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导致食品价格较低,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CPI的总水平;另一方面,消费品供求进入全面的“买方市场”,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放慢,而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加上居民预期的自我保障支出增加,消费倾向降低,导致市场即期消费需求下降,也影响了CPI的水平,等等。高经济增长水平和低CPI上涨状况不可能较长时期地维持。当经济持续增长,价格总水平必然依其规律发生变动。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与价格总水平之间,究竟应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的CPI水平变动,居民对CPI的现实承受能力如何?根据CPI变动如何确定宏观调控措施?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对目前CPI总水平的变动分析和政策选择有意义,而且从长远来看,对正确分析我国的经济形势,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也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应重视CPI与GDP与平减指数的研究
  与CPI不同,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是一个综合物价指数,它是名义GDP和实际GDP的比率,并且与GDP的核算范围相对应,编制指数涉及的商品范围最广。GDP平减指数能较全面地反映国内产品消费和投资的价格变动,而CPI只能反映消费领域的价格的变动。GDP平减指数一般是按季度进行统计,CPI则按月进行统计。
  使用GDP平减指数衡量通货膨胀的优点在于其能够综合全面地反映经济活动中物价变动情况,缺陷在于:GDP平减指数只有季度数据,不能及时反映物价变动趋势,同时在计算时有较大的推算成分,可靠性受到影响,而且它是一个相对滞后的价格指标。
  在实际经济活动和生活中,对于如何来衡量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不同的经济主体会使用不同的指标。一般来说,普通的公众会关注CPI和房价,但是,实际上中国当前的CPI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公众购买力的变化,也不能确切地衡量整体经济的运行情况;企业会习惯地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Producer Price Index� PPI)和原材料、燃动力购进价格,因为这些价格和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息息相关;政府则是从整体经济活动出发,既要关心CPI、PPI、房地产价格和原材料、燃动力购进价格,也要关心GDP平减指数。
  四、应重视CPI上涨与城市低收入群体关系的研究
  由于CPI指数分析能够总体上反映居民消费品和相关服务的价格水平变动,因此,这一指标也最能反映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在我国,CPI的上涨无疑对低收入者生活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一群体消费支出中较大部分用于食品等一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特别是在我国食品价格占CPI统计权重较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由于恩格尔系数低于50%在国际上被普遍认为是温饱到小康的一个最重要标志,所以,可以肯定的是,食品涨价直接导致了这些低收入家庭中的多数,在名义上,由小康再度降入温饱阶段。一些低收入者甚至有可能已进一步沦落到“衣食有忧”的地步。
  更让人担忧的是低收入者的健康安全,这些人的肉禽蛋奶的消费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蔬菜也只是以土豆、大白菜、酸菜、白豆腐等大路菜为主,而且多是“哪里便宜去哪里买”,联想到最近关于食品安全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报道,安全着实令人担忧。
  因而,分析CPI的变动,必须考虑其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但是,又不能仅仅以低收入者的承受程度来分析和判断CPI变动的合理性,而是应该比较全面地考察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和社会上一般收入者的承受能力。CPI上涨对于低收入者的影响,从短期看应通过政府的临时补贴措施和特殊救助手段解决,从较长时期看有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当然,对于不同的收入群体对CPI变动的承受力究竟如何,还应通过长期系统地跟踪分析研究方可得出一般规律。因此,由有关部门编制社会不同收入群体的CPI指数是很有必要的。强制性的价格调控只能是暂时手段,根本思路应当是采取措施避免价格上涨过程中对某些群体产生过激影响。而有形的经济手段应当主要包括提高低保和加强社会保障水平等。
  五、重新审视CPI统计中价格“翘尾”因素的影响和局限性
  以上年价格为100,统计当年的价格与上年价格相比的变动幅度,被称之为同比价格指数,这种方法可以比较直观地考察即期价格变动的幅度。然而,这种统计方法容易产生所谓“翘尾”因素。例如,上年的前9个月价格指数较低,而在第10个月以后升高,那么,在下一年的前9个月的同比涨幅都将比较高(因为上年基数较低),直到第10个月涨幅才会相应下落。这种统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夸大即期价格变动程度的问题。目前我国在分析CPI变动时,较多采用这种统计方法。由于2003年CPI涨幅从第四季度开始升高,因此在2004年前三个季度,价格“翘尾”影响程度比较大,因此反映出来的CPI同比涨幅较高(翘尾影响占70%左右)。这种统计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它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即期新涨价因素,因而依据这种统计也会得出不尽真实的分析结论。因此,在价格分析中,需要通过对各月的价格环比进行统计和分析,以剔除“翘尾”的影响(环比中还应注意分析季节性因素)。建议在分析CPI变动中应充分考虑这一局限因素。
  六、在分析CPI基础上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毫无疑问,CPI总水平及其动态指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以此可对一国或地区的总供求状况、居民消费状况和经济形势作出基本判断。然而,CPI并不是唯一的指标。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以及CPI统计中的消费品和服务的类别以及权重不尽相同,都会对CPI的统计和分析产生影响。因此,仅仅通过CPI水平和动态指数来分析宏观形势,并以此作出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则难免会失之偏颇。
  政府选择调控方向,实际上现在有三种,一种继续抑制经济过热防治反弹,还需要关注经济过热的问题,把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抑制经济过热防止反弹上。另外一种观点,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增速下滑的趋势,所以要反向操作,要防止经济的加速下滑,不要出现大起大落。第三种是稳定现行政策观察发展动态适度微调。
  调控关键的因素就取决于调控目标的选择,在确定调控目标的时候,需要权衡内需和外需,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外需的,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如果把经济增长的基点主要放在外资上,那我们经济的风险就会非常大,所以调控的选择来讲,我们需要扩大内需,需要扩大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另一个意义来讲,就需要降低消除顺差,或者减少顺差。如果减少顺差消除顺差,结果可能短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中长期,你的目标是要使得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当前调控当中就需要有所取舍。
  另一方面是改革与发展,宏观调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体制性原因,制约了经济既快又好的发展,在很多经济杠杆的运用上,我们都存在着很大的扭曲。对于决策者来讲,要做出某种决策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金融体制,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投资体制的改革等等,在体制上都有很多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但是加大改革的力度,对于社会稳定,对于经济发展,又会有某种方面的短期影响,所以也需要在怎么样保持经济以一个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改革的步伐,理顺经济的体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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