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个回答 2011-03-02
1、关于词的起源有各种看法。目前学术界看法尚不统一。①或云南朝乐府里某些歌辞即其雏形。如梁武帝萧衍有六首乐府、《江南弄》、《龙笛》、《采莲》、《凤笙》、《采菱》、《游女》、《朝云》。如武帝《江南弄》云：
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躞蹀(xièdié)舞春心。 舞春心，临岁腴 （yú）。中人望，独踟蹰。
沈约亦有《江南弄》四首，调格字句全同，并同有转韵。可知《江南弄》已成定格，诸家所作，都是依其调而为其辞者，与往昔乐府诗不同。故认为填词萌芽于齐、梁时代。
②产生于隋代。此说较流行和普遍。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张炎《词源》卷下也说：“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如《河传》和《杨柳枝》两调，前者乃“炀帝将幸江都时所制”（《碧鸡漫志》），后者乃是“亡隋之曲，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曰隋堤，有是曲也。”（后蜀何光远《鉴戒录》）。这两调可能是隋代民歌，可见词起自民间。
③认为产生于唐代。如南宋朱弁《曲洧旧闻》说：“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矣。”刘大杰认为“词出于乐府与由于唐代近体诗变化而来的一两说最有力。”认为既产生于六朝乐府而变出于唐。
2、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隋唐时期，音乐有三个系统——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诗经》所配的古乐，清乐乃汉魏六朝乐府诗所配之乐。宴乐（又称燕乐、讌乐）是唐代从西域传进的乐曲。其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四弦二十八调，音域宽广，表现力富丰，故能以压倒优势取代从容舒缓的雅乐和清乐，并吸引诗人纷纷为之作词应歌，词就是为配合这种燕乐而创作的。《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可见正是这种胡类新声和里巷俗曲之结合，促成了词的真正兴起和发展。
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与以往的诗歌不同。大致而言，先秦时，以乐从诗，乐曲形式由诗之抒写情志的需要和体制所决定；汉至六朝，采诗入乐，主要入乐歌诗都必须依据曲题、声调、乐谱，经过协乐方可演唱，但乐府诗入乐，往往由乐工在文辞上进行分割拼凑以适应乐曲变化，辞曲并非完美结合，这种诗乐的情况与唐以来有意识地倚声填词是不同的。因此，无论是诗经，还是汉魏六朝乐府，乃至唐代的五七言绝句，诗乐的结合方式大多是“选词以配乐”，唐宋词则是“由乐以定词”，即本备曲度，词人根据乐曲的旋律、节拍要求填上歌词。最初依曲填词，词意与调名统一，中[河渎神]是祭赛河神之曲，所填词亦与赛河神有关。但后来此曲普遍流传，不祭河神时也有人唱此曲，于是文人就用别的抒情意境填词，词意就与调名无关了。初期小令，多为应歌而作，文句简明、词意一看便明，无需再加题目。后来词的作用扩大，意境题材繁复，于是作者有必要再加一个词题或词序以说明词的创作动机及内容。前者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者如姜夔[杨州慢]、[齐天乐]等词均有较长的序。
3、词的产生与长短句有关。
乐曲需要与词相配，最初拿七言绝句，近体诗与之相配，充当歌词。但繁复多变的燕乐曲调与整齐划一的五七言诗的整齐句式发生了矛盾，因此采取加和声和衬字的办法来填补节拍，后来有人把无意义的和声（即泛声）、衬字写上有意义的文词，因此，长短句应运面而生。朱熹《朱子语类》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逐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长短句在诗经、乐府里大量使用，和声魏晋时就有。传为曹丕作的《上留行行》《瑟调》就用了和声：
居世一何不用，上留田。富人食稻与梁，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惜，将欲谁怨，上留田。
上六处“上留田”意义不在，但在音乐上起了和谐划一的作用。但这还是词。当然，“和声”和“泛声”还不足以解决胡乐与诗的矛盾，于是“依曲拍为句”便成了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
从选词以配乐到由乐以定词，从歌诗之法到歌词之法，这就是词体的形成过程。大体说来，词在燕乐风行的初盛唐于民间孕育生长，中晚唐、五代时经过一些文人的创作逐步成熟和定型，至两宋而大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