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班师的形象是什么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班师的情形，史籍记述迥异，如王曾瑜所说：“一是军事情形不利说，二是奉诏班师说”，其中尤以后说为主流所认同，为大众所熟知，但近来考核史实，殊觉后一说法的可信性值得商榷。以下从邓广铭、王曾瑜等宋史大家的撰述入手，略事辨析。

（一）邓广铭、王曾瑜关于此事的看法。

邓广铭“《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一文在班师一事上主要阐述了两个观点，一是“岳飞这次奉诏班师，其部队是从西京洛阳以至郑、陈、汝州、颖昌府这一广大地区南撤的，而其本人，则是如《遗史》、《北盟会编》、《系年要录》所说，是从郾城县撤退的，否则也只能如《岳侯传》所说，是从颖昌府撤退的。”；二是所谓的十二道金牌或诏书促岳飞班师的事情是不可信的。总之，在这篇文章里邓广铭的最基本认识是岳飞仍然是奉诏还师的，只不过没有《行实编年》上所说的那么复有戏剧性。

以上这篇文章写于1980年，在邓广铭修改定稿于1982年的《岳飞传》里，也有相关的叙述：“然而，正在此时此刻，南宋王朝却以“金字牌急递”送来了一道指示给岳飞，其内容等于重申了六月中李若虚口传的那道密旨，要岳飞“措置班师”！通过“措置班师”这个四个字给予岳飞的压力，有如泰山一般沉重。因为，在接到这一指示之后如还不班师，那就是违抗朝命。那就不但可以使已经设置的陷阱发挥其作用，即假手金军而把岳家军翦除；南宋王朝也可借口于惩治其违抗朝命之罪，具有充分的理由，调动张浚、王德、杨沂忠等人的部队，对岳飞和岳家军大张挞伐。处境尴尬的岳飞，邀集了他的主要部将们共商对策。部将们一致认为，既然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只能在班师与丧师二者之间选取其一，那就只好遵命班师！”

这里，邓广铭的基本观点与前相同，但对于当时的军事形势给予了分析，认为岳飞“只能在班师与丧师二者之间选取其一”。平心而论，文中“那就不但可以使已经设置的陷阱发挥其作用，即假手金军而把岳家军翦除；南宋王朝也可借口于惩治其违抗朝命之罪，具有充分的理由，调动张浚、王德、杨沂忠等人的部队，对岳飞和岳家军大张挞伐”这段说法，实在难以称为客观，但岳家军当时情势之严峻，是不容质疑的。

王曾瑜也是研究岳飞的权威学者，他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班师的考证”一节中对于班师一事也详细阐述。他认为“既然高宗御笔已大都佚失，对十二道班师诏的否定便无充分依据。”；另外也讲到了一个情况：“第一，如前所述，宋高宗发暂止班师的手诏时，岳飞已经早已班师了。第二，岳飞班师仅晚于张俊，必刘锜和韩世忠都早，杨沂中更是在岳飞班师后，才开赴前线的。”

应该说由于王曾瑜从事《鄂国金佗稡编》及《鄂国金佗续编》的详细校注工作，所以对高宗御札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但根据岳霖不但讲了“无虑数百章”，也说了“悉被拘没”，因为是皇帝的御札，岳飞自须悉心保管，秦桧也不敢径行销毁，所以存放在左藏南库，最后由岳珂整理出来成书的为86道御札。这里面，有没有因御札内容不利于岳飞美誉而不辑录入书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仅就绍兴十年、十一年两年的御札内容而言，即使有佚失，也是少数，绝非王曾瑜所说的“大都佚失”。

（二）高宗御札分析

此前我曾发文《绍兴十年岳飞援顺昌行实辨析》，里面分析了岳飞进兵初期的高宗御札，下面继续就后面的御札逐一分析。

1览卿奏，克复颖昌，已离蔡州，向北措置。大帅身先士卒，忠义许国，深所嘉叹。然须过为计虑，虏怀虿毒，恐至高秋马肥，不测豕突，当使许蔡遗民前期保聚。大军进退之宜，轻重缓急，尽以委卿，朕不从中御也。初三日。
2览卿奏，知已遣兵下郑州，自许陈蔡一带，形势皆为我有。又大军去贼寨只百余里，想卿忠义许国之心，必期殄灭残虏，嘉叹无已。然贼计素挟狙诈，虽其奸谋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谨间谍，乘机择利，必保完全。兵事难以隃度，迟速进退，朕专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劳卿一军，未到间，卿有所欲，前期奏来。入觐无早晚，但军事可以委之僚属，即便就途。遣此亲札，想宜体悉。
3朕尝闻卿奏，称王贵张宪徐庆数立战效，深可倚办。方今正赖将佐竭力奋死，助卿报国，以济事功，理宜先有以旌赏之。其王贵等各赐捻金线战袍一领，金束带一条，至可给付也。十二日。
4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劳勩，朕念之不忘。狂虏尚在近景，今已入秋，预当严备，以防豕突。蔡颖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当分兵将屯守防捍，并谋绝其粮道，使虏有腹背之顾。在卿方略，随宜处画。朕久欲与卿相见，事毕，轻骑一来为佳。余侯面议。遣此亲札，想宜体悉。
5近据诸处探报及降虏面奏，皆云兀术与龙虎议定，欲诱致王师，相近汴都，并力一战。卿切须占稳自固，同为进止。虏或时遣轻骑来相诱引，但挫其锋，勿贪小利，堕其诡计。俟有可乘之隙，约定期日，合力并举，以保万全。二十七日。

以上几道御札，是高宗得知岳飞初始阶段战况后发出的。主要精神是“乘机择利，必保完全”，因为岳飞先前反复提出入觐一事，高宗此时态度较前有很大转变，不阻其入觐，而是说“入觐无早晚，但军事可以委之僚属，即便就途”、“朕久欲与卿相见，事毕，轻骑一来为佳”。王曾瑜将此分析为“一怕大败，二怕全胜”，其实不然，以高宗当时的心理，对于诸将的战力还没那么自信，“怕大败”是正常的，刘锜在顺昌首挫敌锋后，高宗还坦言“顾小敌之坚，深轸北顾之念”，其心可见一斑；至于说“怕全胜”，实在是妄言无凭了。高宗此时的原则如前所说是“乘机择利，必保完全”，所以希望的也是小胜即持守势，不欲岳飞自颖蔡再行北进，但希望“占稳自固，同为进止”。下一步的方略，须待岳飞入觐之后，再行定夺。

6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已遣杨沂中悉军起发，自宿亳前去牵制，闻刘锜亦已进至项城。卿当审料事机，择利进退，全军为上，不妨图贼，又不堕彼奸计也。遣此亲札，谅深体悉。
7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首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比已遣杨沂中全军自宿泗前去，韩世忠亦出兵东向。卿料敌素无遗策，进退缓急之间，可随机审处，仍于刘锜相约同之。屡已谕卿，不从中御，军前凡有所须，一一奏来。七月廿二日。
8览卿奏，兀术见聚兵对垒，卿欲乘时破灭渠魁。备见忠义之气，通于神明，却敌兴邦，唯卿是赖。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若虏势穷蹙，便当乘机殄灭，如奸谋诡计尚有包藏，谅卿亦能料敌，有以应之。杨珪自虏中逃归，有所见事宜，今录本付卿，亦欲一知也。遣此亲札，想宜体悉。

上面三道御札，是高宗得知郾城之捷后发出的。此时高宗精神大振，欲调遣诸军配合岳飞作战，比较之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高宗此时则言“若虏势穷蹙，便当乘机殄灭，如奸谋诡计尚有包藏，谅卿亦能料敌，有以应之”，这等转变是何等的令人振奋，但也如王曾瑜对于御札行文时程的估计，这几道御札递到岳飞手里时，岳飞早已班师了。【岳飞班师的时间，《要录》及《会编》均记载为七月壬戌，即农历七月二十日（七月壬戌《会编》推算为二十一日，邓王也都采用此日，但我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中西历转换软件的推算，实为二十日，比较起来，我还是相信后者。】

9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词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驻近便得地利处，报杨沂中刘锜共同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如且休止，以观敌衅，亦须声援相及。杨沂中已于今月二十五日起发，卿可照知。遣此亲札，谅宜体悉。
10比闻卿已趣装入觐，甚慰朕虚伫欲见之意。但以卿昨在京西，与虏接战，遂遣诸军掎角并进。今韩世忠在淮阳城下，杨沂中已往徐州，卿当且留京西，伺敌意向，为牵制之势。俟诸处同为进止，大计无虑，然后相见未晚也。遣此亲札，谅深体悉。
11昨以韩世忠出军淮阳，委卿留京西，为牵制之势。今闻卿已至庐州，世忠却以归楚。卿当疾驰入觐，以副朕伫见之切，军事足得面议。遣此亲札，谅深体悉。

以上三道御札，为高宗在岳飞班师后发出，其时间大致在七月底八月初之间。其中“得卿十八人奏”一札，最为关键，对此一札的不同理解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两个结论。首先说岳珂，他在《行实编年》里讲：“上亦锐意恢复，欲观成效，以御札报之曰：‘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词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驻近便得地利处，报杨沂中刘锜共同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王曾瑜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就此道御札分析说：“高宗勉强应允其暂缓班师，然须与杨沂中、刘锜‘共同‘进退之御札，当动笔之际，已成一纸废文。”；至于邓广铭，则在《岳飞传》里说：“正在此时此刻，南宋王朝却以“金字牌急递”送来了一道指示给岳飞，其内容等于重申了六月中李若虚口传的那道密旨，要岳飞‘措置班师’。”可以说邓王二人都为岳珂所误导，何以见之，下面详述。

首先从军书传送的时程看，按照临安到前线需十日左右估计，“得卿十八日奏”一札，应在七月底发出，已如前述；同样岳飞写十八日的奏折时收到的御札，应为高宗在七月上旬所发出，但如我上面所分析，这一期间并无御札，之面一道御札（六月二十七日）令“占稳自固，同为进止”，岳飞当于郾城之役前后收到；后面一道御札（七月二十日左右发出）言“审料事机，择利进退，全军为上，不妨图贼，又不堕彼奸计也。”，御札递到时估计岳飞已经过了顺昌了。各种史籍并无班师之诏的记载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即使是邓广铭和王曾瑜，也只好把高宗御札里“措置班师”四字提出作为依据，其实是不足为凭的。

其次从御札文意来看。“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一句，实在是足以体现古代汉语易致歧义的特点，因为就这句话而言，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岳飞奏折提出“措置班师”，高宗以为“机会诚为可惜”；一种是高宗令岳飞其“措置班师”，岳飞感到“机会诚为可惜”。更糟糕的是这两种歧义，从此道御札前后文意来看，都可以解释得通。按前一种理解，高宗说“卿且少驻近便得地利处，报杨沂中刘锜共同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如且休止，以观敌衅，亦须声援相及”，要岳飞不要急于回军，而要与诸将同为进退；按后一种理解，高宗后面这句话又可以像王曾瑜所说的“勉强应允其暂缓班师”这个意思来解释。分析到这一步，麻烦就来了，仿佛到了岔路口，向左向右难于确定。但参看下一道御札，就有些头绪了，“但以卿昨在京西，与虏接战，遂遣诸军掎角并进。今韩世忠在淮阳城下，杨沂中已往徐州，卿当且留京西，伺敌意向，为牵制之势。俟诸处同为进止，大计无虑，然后相见未晚也”，高宗因先前岳飞在京西独撑危局，所以令刘锜自近处，韩世忠、杨沂中自远处相策应，这是有史料为据的，翻看《要录》137卷，可知在八月初韩世忠还在力攻淮阳军，八月中旬，杨沂中军溃亳宿间。高宗如果当真要岳飞因势孤力单而不得不班师，又何必令诸军应援，结果反使杨沂中的御前中军大受折损？岳珂在《行实编年》里的说法实在是误人太深！

再次从当时战况的情实分析，如果高宗当时确实迫令岳飞班师，而实际上岳家军又在河南声威大振，兀术远遁，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那为岳飞计，稳据已复州县，驻军不前，以俟后图可也，何以举大军南向，自二十日回军，不足十日间，颖昌、陈州复陷敌手，而自己二十七日就自顺昌渡淮入觐了？况且十八日奏折还言辞激切，反对班师，何以未得高宗回复，即于两日后班师南向？

有了这些疑问，我们再看看相关的史料记载，也许就会对当时的实际情形，有更为客观的了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37卷：乙卯，初岳飞以重兵驻颖昌，欲为久驻之计，会张俊自亳州南归，金人谍知飞孤军无援，于是并兵以御飞。飞不能支吾，告急于淮北宣抚判官刘锜，锜遣统制雷仲出兵牵制，抵太康县。是役也，飞将官杨再兴王兰高林皆战死，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镞二升，会天大雨，溪涧皆溢，敌骑不得前，官军乃还。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於颍昌府中，杨再兴王兰高林殁於阵。 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战殁，高林亦战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二升，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

看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几乎都是捷奏，独对于小商桥一役杨再兴的战死，较少言及。邓广铭《岳飞传》上说此战：“杀死敌兵两千人，万户撒八孛堇，千户长、百户长等大小头目百余人”，后文言及颖昌大捷，又说；“在这次战役中， 当阵杀死敌方的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兀术之婿），这使得敌军大为震惊。还先后杀死千户五人，活捉到渤海汉儿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阿黎不等大小首领七十八人，杀死敌兵五百余人，重伤的敌军和夺到的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全都不知其数。”将此两次战绩比较，小商桥一役金人损失不少逊于颖昌大捷，岳家军更折损将领三人，也可见实为一场极为惨烈的大战，颖昌大捷为数万人的对决，而小商桥之役却成了三百骑兵对垒金国主力大军的小规模战斗，岳珂讳败扬胜的记述风格，于此为著。

岳飞当时的军力很分散，但主力仍在颖昌府境内，王贵、董先、张宪在颖昌府城，岳飞本人在郾城。《岳侯传》说：“兀术并龙虎大王、威武将军韩常兵十二万屯临颍”。从地理上看，临颍在颖昌府城与郾城县城之间，《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说：“岳飞军屯颖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其“兵断不能合”的判断是符合实情的，由此也可以判断，杨再兴是出击，而不是所说的“巡绰”，“巡绰”何须这么多将领呢，况且一场激战，将官都战殁三人，三百人的骑兵能有多少幸存，又何谈“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十三日下午张宪从颖昌带兵再次激战小商桥，仍然是为了打通道路，况且战后没有回到颖昌府城，估计是前往郾城的会合，以补充郾城及小商桥两战损失的军力。此时兀术用心煞是可惧，诸军临颍需要多么沉雄的胆魄啊！既已遮蔽颖昌府主力回援的道路，再重兵直捣岳飞的司令部，在遭遇挫折后，又力攻颖昌。“自辰时战至午时”，这种阵势是岳家军在攻战颖昌和陈州时远没有预想到的。况且金人未出全力，以大军十二万之众，袭郾城用兵“一万五”，攻颖昌用兵“三万余”，远不是攻顺昌时大兵围城的架势，依我看，实在是有通过反复的诱敌和缠斗，覆灭岳家军的架势。岳飞此时诚然是取得了可观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然何以连既得的胜战成果都不要了，举众南归，而且行动迅速。

（三）结语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37卷载：“壬戌，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郾城班师，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飞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金人闻飞弃颖昌，遣骑追之。”这段记载，李心传杂采众家说法，实为最近史实的记载，邓广铭就此事而质疑李心传的史识，实在是言之不审。综上所述，岳飞在绍兴十年的班师，是在军情不利的情况下，为保全师而做出的决定；史书上关于高宗迫令班师的说法是不足为信的。

（四）缀语

关于岳飞在绍兴十年的表现，历来史家评价大体持激赏之语。如王曾瑜就说：“总之，绍兴十年的北伐虽然夭折，但仍不愧是岳飞军事成就的顶峰，也是南宋一代空前绝后的胜利记录”，这种认识是主流史家的代表。邓广铭的判断则更客观一些，他在《岳飞传》里说：“在郾城和颍昌府的几次战役当中，岳家军虽然还勉强获胜，不曾落得失败的下场，而用战略眼光来估量这场战争，却已注定是必败之局了”，这里他虽然阐发了“勉强获胜”的事实，但囿于成见，不曾更深一步的分析。通读《岳飞传》，邓广铭最大的缺憾就是把“高宗秦桧投降卖国论”作为最基本的论点，时时抛出以资论述，以至于有些应该就事论事之处，被鲜明的政治偏见所笼罩，泯没了真相。即便如此，邓广铭犀利的眼光，高卓的见识和客观论述的魄力着实令人钦佩，其《岳飞传》后记一章论述的史料取舍原则，足以垂范后世。王曾瑜也称为宋史大家，其《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一书，征引史料极为完备，但也出于维护岳飞形象的原则，很多地方夹述己见，起了帮岳珂打补丁的作用。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里讲：“这一次的用兵，宋朝似乎是胜利的。然而顺昌、郾城，宗弼是以轻敌致败，在整顿前来，就不得而知了。陕西不过是相持的局面，并无胜利可言。持久下去，在宋朝总是不利，这是通观前后，很可明白的。”，吕对于宋史的研究不如邓王二人深入细致，但这一段关于绍兴十年宋金军事形势的论述，确是很为得当的。

关于岳飞的评价问题，因我个人研究尚浅，不敢妄言。姑且引用马端临的说法：“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中兴四将，以韩、岳战功为显，而岳飞盛名尤著，此中宣扬溢美之功，一半应归功于其孙岳珂。依我看，《鄂王行实编年》里所载战功，平情而论，至少三分是虚。像岳珂那样通过篡改、编造、曲解史料，以达到溢美先人的态度，是全然不足取的。当然，这样评说并不是否定岳飞，岳飞是南宋名将，功绩显赫，但也像历史上其他的名将一样，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因此更显得真实。以下试举几例说明。

《岳侯传》载：“有探骑报曰：‘夜来三更，兀术并韩常将军等人马起寨退走，前去汴京。’侯欲乘势追赶，遂申奏朝廷曰：‘臣闻汉有韩信，项羽授首；蜀有诸葛，先主复兴。臣虽不才，窃望比此。乞与陛下深入虏境，复取旧疆，报前日之耻。伏望陛下察臣肝胆，表臣精忠。竭力以报，臣之愿也’。”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载：“己酉，上谕大臣曰：‘朕昨面谕岳飞，凡为大将者，当以天下安危自任，不当较功赏。彼以功赏存心者，乃士卒所为。至于朝廷待大将，亦自有礼，如前日边报之初，除诸将便加师保，岂必待有功乎，若必待有功而后进官，所以待士卒辈也。’时飞巳至行在，故上训之。”

以上第一节史料所录岳飞奏折，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及《鄂国金佗续编》中并无收录。文中岳飞自比韩信、诸葛，言下之意是将高宗比作刘邦、刘备，从这一点看岳飞壮岁得志，自矜自得之心态，显露无遗；而且文中的比附，实在欠妥当。韩信于汉立国初时，功高无伦，卒以谋反死；诸葛亮则助刘备成鼎足之势，备死后，摄国政辅佐后主。刘备一生，奔波无已，晚年才得荆州益州以偏安，卒以兵败憾逝。岳飞以高宗比刘备已然不妥，自比韩信、诸葛，更是有点骄傲过头，不思后果了。若言岳飞不熟知历史，错用掌故，则韩信、诸葛之事，世人无论智愚，皆当约略知之，况岳飞幕僚众多，可凭参咨，何至于言之不慎如此？依我看，实在是岳飞当日正值兵势纵横无阻，高宗深为倚赖之际，心态如此，行之于文，故而未假深思。其奏折后文又说“伏望陛下察臣肝胆，表臣精忠”，与前文联系来看，实为邀功之语。《岳侯传》后文言“表到，秦桧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间谮于上”，其实就这份奏折的内容而言，即使没有秦桧“谮于上”，高宗看了心里也一定不痛快，有第二段史料为证。

上面第二节史料记载的是绍兴十年九月八日的一段高宗语录，即岳飞班师还朝后的事情。从向大臣转述的话语来看，高宗的不满已经很明显了，不但要当岳飞面“训之”，还意犹未尽，又向大臣告谕这一事宜，以此为鉴告戒诸大将。从高宗的语义看，是在斥责岳飞不“以天下安危自任”而“较功赏”，联系上一节史料岳飞的奏折内容，高宗此番话是有的放矢的。后文又提到“除诸将便加师保”一事，大概岳飞面见高宗时曾就此次战事的军功加以比较，以为升赏当以军功为衡量，所以高宗才言及此事。

岳珂《鄂国金佗稡编》里有这么一段：“复襄阳时，宰臣朱胜非使人谕之，以饮至日建节旄，先臣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谢使者曰：‘为飞善辞丞相，岳飞可以义责，不可以利驱。襄阳之役，君事也，使讫事不授节，将坐视不为乎？拔一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众人，而非所以待国士也。’及建节，力辞，不得已乃受。”岳珂本意想借此段记事佐证“诸大将皆贪功，先臣每被赏，辄以无功辞，甚至六、七辞，不肯妄受”，却反而给人以岳飞计较功赏的印象，也算是弄巧成拙了。

对于岳飞的评价，人各有别，以上的例子，谨可管中窥豹，有志力有恒心之人，大可深入研究，我的一方浅见，倘然不惹诸君讥讪，已然足愿！

Answer 2

　　岳飞不愿班师，奈何十二道金牌数次催发，百般无奈，只得回朝。
　　班师前，岳飞愤惋泣下，面朝东边，舒气长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岳飞班师回朝前，广大人民跪在他马下哀恸嚎哭，感慨道，你们不能不管我们这些大宋的臣民啊....
　　具体可以参详《宋史 岳飞传》中的相关记载：
　　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方兀术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飞力请解兵柄，不许，自庐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十一年，谍报金分道渡淮，飞请合诸帅之兵破敌。兀术、韩常与龙虎大王疾驱至庐，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飞策金人举国南来，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以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时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赐札，以飞小心恭谨、不专进退为得体。兀术破濠州，张俊驻军黄连镇，不敢进；杨沂中遇伏而败，帝命飞救之。金人闻飞至，又遁。
　　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乃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至，飞独后，桧又用参政王次翁计，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枢密副使，位参知政事上，飞固请还兵柄。五月，诏同俊往楚州措置边防，总韩世忠军还驻镇江。
　　初，飞在诸将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世忠、俊不能平，飞屈己下之，幕中轻锐教飞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师卒无功。飞闻命即行，遂解庐州围，帝授飞两镇节，俊益耻。杨么平，飞献俊、世忠楼船各一，兵械毕备，世忠大悦，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粮乏訹飞，飞不为止，帝赐札褒谕，有曰：“转饷艰阻，卿不复顾。”俊疑飞漏言，还朝，反倡言飞逗遛不进，以乏饷为辞。至视世忠军，俊知世忠忤桧，欲与飞分其背嵬军，飞议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为备，飞曰：“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 俊变色。
　　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纺上之朝，桧捕著下大理寺，将以扇摇诬世忠。飞驰书告以桧意，世忠见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飞，遂倡言飞议弃山阳，且密以飞报世忠事告桧，桧大怒。
　　初，桧逐赵鼎，飞每对客叹息，又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恶其欺罔，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谩其主耶！”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禼与飞有怨，风禼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大率谓：“今春金人攻淮西，飞略至舒、蕲而不进，比与俊按兵淮上，又欲弃山阳而不守。”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
　　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禼。禼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
　　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禼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禼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云弃市。籍家赀，徙家岭南。幕属于鹏等从坐者六人。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