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善于借景抒情，以物喻人，梅兰竹菊因其风骨韵致而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明代程明政著有《岁寒三友图赋》，黄凤池又辑《梅兰竹菊谱》，于是约定俗成，有了“岁寒三友”和“四君子”之说。清张潮语：“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渊明为知己，梅以和靖为知己……”自宋元文人画勃兴以后，梅兰竹菊便成为绘画界最受青睐的题材，在绵延几个世纪的艺术源流中，梅兰竹菊也成为中国文人独有的一种审美意象。
中国古代士子愿意以梅兰竹菊比况，主要缘于它们傲霜凌寒、孤标自赏、不畏严寒的本质，符合士子所追求的高洁品格。梅兰竹菊这四种花木其实早在宋元以前，就分别被中国文人视作品格的象征。如屈原在《离骚》中就借兰来自况，晋代有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王献之更是不可一日无竹，陶渊明醉心于菊花，王维、李商隐等都留下过咏梅的佳句：“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李商隐）
而梅兰竹菊真正成为绘画艺术的主题是在宋元时期。宋代文人画中，四君子题材开始成型并普及开来，文同、苏轼的竹，僧仁仲、扬无咎、赵孟頫的梅，杨宠的菊，赵孟頫、郑思肖的兰等都为时人所称道。其中又以墨竹、墨梅最为知名。文同是宋代墨竹的代表，他是苏轼的从表兄，苏轼称他诗、词、书、画四绝。他的墨竹清新自然，形神兼备。如《墨竹图》，自画面的左上角倒垂下一枝竹梢，这在构图法上称为“折枝”，画面竹叶纷披，竹节与竹叶都表现得十分逼真，新叶踏雪寻梅图与旧叶的差别清晰可见，表现的不是静止的竹枝。而是因风起势的风中之竹，画家的观察之细、体验之深可见一斑。在技法表现上，文同首创竹叶的画法，他以浓墨画叶面，以淡墨画叶背，层次分明，纸上之竹生机盎然、清韵斜逸。苏轼对文同画竹赞赏有加，说他“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胸有成竹”的成语即出于此。说明文同对竹极为熟悉，作画时不是对竹临摹，而是将脑中清晰鲜活的竹影直接写于纸上。与此同时，文同画竹是身与竹俱化，将全部的人格性情都附着在了写竹的一笔一画中。苏轼形容文同画竹是见竹不见人：“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说的正是这种人与竹合而为一的创作状态。从文同的《墨竹图》上，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画者的清雅之风。
与文同相比，苏轼的墨竹写意特征就十分明显，也十分符合他自由率真的个性。《枯木竹石图》画一盘曲的枯树，一块顽石，石后二三小竹参差伸出，枯树、顽石的形状扭曲怪奇，自石至树，一气呵成，似乎蕴含着一股郁结不平之气。画作并不重视形似，而是以意驭笔，竹、石、树收纳于苏轼胸臆之间，散出人性的芳洁气质。
扬无咎擅画梅花，据说他在居住之地曾“植梅数本”，每当开花之时，就睡于梅树下，月夜看到梅枝疏影映于窗上，即执笔写影。由此深得画梅三昧，其墨梅图也名重一时。前人所画梅花花瓣是用墨晕的画法，梅花是黑色的，扬无咎则加以变化，他以墨线勾勒出花瓣的轮廓，这样梅花就转黑为白，既在外形上肖似，又能表现出梅花清气逼人的特性。现存《四梅图》为其代表作，绘写梅花含苞、将绽、盛放、衰残的四种状态，表现了梅花自含苞至凋零的全过程，每枝梅枝上，花朵都不多，有疏瘦之韵致，新枝挺秀，用直线一笔写成，粗枝峻拔，用飞白法皴擦，富有质感，画面墨色浓淡干湿，变化丰富，画意孤傲清高。
在四君子题材勃兴的过程中，南宋宋伯仁创作出了第一部木刻梅谱《梅花喜神谱》。“喜神”是宋代俗语，意指画像。在这部梅谱中，宋伯仁共画了一百幅梅图，将梅花生长的全过程包揽殆尽。而且每幅图都配有一个标题、一首五言绝句。诗书画相结合，呈现一派文人画风。
南宋郑思肖的墨兰独具一格，宋亡后，他居于苏州，常借诗画表露亡国之痛。他画墨兰，从不画土，并独创“露根兰”画法，即把根画出，原因是“土为番人夺去”，这是典型的借物寓情。纸上墨兰寄予了画家无限浓厚的故国情思。
元代画坛上，画墨竹的画家几乎占到了画家总数的一半。高克恭、赵孟頫、管道昇、顾安、柯九思、谢庭芝、吴镇、倪瓒、王蒙等均为画墨竹的名家。由于元代的文人画已臻成熟，因此在墨竹的画法上更明显地呈现出以书入画的文人气息，柯九思即明确提出：“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金钗股、屋漏痕之遗意。”吴镇的墨竹就以草书的笔法入画，倪瓒更是以竹来“写胸中逸气”。
墨梅在元代王冕手中也呈现出了新的面貌。王冕曾属意于仕途，但屡试不中，后以卖画为生，行为渐渐怪诞，其实暗含了其对现实的怨忿。王冕对梅花情有独钟，留下了大量咏梅的诗句，“孤梅在空谷，潇洒如幽人。不同桃李花，哪知艳阳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他笔下的梅花早已是高洁人格的象征，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墨梅图充满着浓郁的士人情怀。王冕的墨梅继承并发展了扬无咎圈画技法，扬无咎圈画花瓣时要一笔三顿挫，王冕则改为一笔二顿挫，而后世多袭用王冕之法。王冕又创“胭脂作没骨体”，以朱色加以点染，使得梅花清新可喜。同时，他一改前辈画家写梅疏朗清瘦的特点，而以繁密的梅花见长，被人称作“万蕊千花、自成一家”。代表作如《墨梅图》，画面上自右上角纷披而下的是无数朵繁密洁白的梅花，如千万颗玉珠缀于枝头，画上有王冕的自题诗五首，其一云：“明洁众所忌，难与群芳时。贞贞岁寒心，唯有天地知。”画家的高洁心态伴随着画上清气袭人的梅朵，使得画作意韵生动而又耐人回味。王冕的墨梅对明代的徐渭及清代扬州八怪的写意花鸟画都产生过直接影响。
文人画家大都愤世嫉俗，他们借写意笔墨倾泄心中郁结，借山水花鸟去舒扬逸致闲趣，散荡出一种孤傲高洁、不食人间烟火的脱俗气质。唐人崇尚牡丹，宋人偏爱梅花，其中便折射着唐的辉煌与宋的贫弱。盛唐国富民安，故象征富贵华美的牡丹便成了唐人的审美寄托。与唐相比，宋是一个积弱衰颓的朝代，长期生活在内忧外患中的敏感文人，便对坚贞不屈、孤傲高洁的梅花产生了日趋浓烈的敬重和钦佩。所以，花中“四君子”更多地成为文人隐喻自己志向的一种媒介。
最能体现时代审美取向的是艺术，梅兰竹菊在宋元以来文人画中的盛行，正足以说明宋以后士阶层的审美情怀。无数的文人画家在这四种花木身上寄托了自己的孤高质洁的襟怀。在他们的笔下，这四种花木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物象，而是人格、品质、抱负、情感的借代，其中不仅寄寓着他们诗画风流的文人雅趣，也蕴含着难以排遣的家国情结。正是基于这种主观外化、自我表现的艺术创作精神，梅兰竹菊才成为中国文人画中永恒的审美意象与创作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