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车的起源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中国古代并无四轮车发现。在战国时代的器皿刻纹中，出现了一些四轮车，如山东长岛出土的残鉴、淮阴高庄出土的铜器。不过，这种车舆为龙舟形的四轮车并非用于日常生活，而是用作礼仪活动。战国时代的这种礼仪用四轮车，应当是从商周时代的两轮车发展而来的。长期以来，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马车来自西方，称之为“西来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古代马车是独立发明出来的，称之为“本土说”。西来说的论据如下： （1）在两河流域及欧洲，公元前4千年代后期已经肯定有了车，而车最初发明的时间显然还要早。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古车是商代晚期的，系有牲畜的车则在中国考古材料中要到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 （2）在西方，车的演变有比较完整的发展序列，有从四轮到双轮的发展过程；有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的发展过程；有从用牛（或驴）拉车到用马拉车的发展过程。但在中国，马车的出现则显得比较突然。商代的车是有辐的双轮马车，显然十分成熟。这种成熟的车应该有其较原始的形式，而这种原始的形式在中国找不到。 （3）西方最早出现的是四轮车，后来有了双轮车；车轮有实心的，也有带辐条的；有牛拉的，也有马拉的；众多形式的车轮及车甚至同时并存。因为车发源于西方，其历史比较悠久，所以车及车轮的形式都显得丰富多样，而传到中国的车就显得式样甚少。 （4）自殷墟出土马车后，即有人根据其与两河流域马车在外形上的类同而提出中国马车西来说，但一直无法确证马车自西向东的具体传播过程。 从20世纪70年代在前苏联中亚地区发现了许多有关古代马车的材料（包括实物与岩画），从而使人们得以确定马车的具体传播过程。就车实物而言，拉夏辛及辛达雪塔发现的马车与商代马车基本形式是一样的，都是独辕，双轭，两轮，多辐，轮毂甚长，车舆位于车轴正中，等等。特别是辛达雪塔出土的车，与商代车一样舆门均开在后背。就岩画而言，它所反映的特点与车实物所反映的特点是相吻合的，比如自西向东，车的式样越来越以双轮马车为主；车辐的数量逐渐增多，等等。这些材料都说明了车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 由此还可推测，最先将西方式马车（以四辐条为主）发展为多辐条双轮马车的，可能是生活在中亚草原某个地方的游牧民族，这种马车很快被其它游牧民族所采用，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后到达中原地区。所以，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而中亚的马车又来自欧洲及西亚。 （5）中国拉车的家马也应当是从西方传播而来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新古器时代的遗址中很少有马发现，而且基本情况不明，无法确定是野马还是家马。在商代早期及中期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鉴定的十几种动物的骨骼中没有发现一块马骨”。在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后期开始），才有确切的家马骸骨发现。因此，近来有专家推测，商代的马可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6）“本土说”的有些论据是不能成立的。比如，有学者认为：“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其先决条件。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出现的纺轮、陶轮，特别是琢玉用的轮形工具，在技术发展史上都应被看作是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前驱。”而实际轮转工具并非一定能导致车轮的发明。 也有人都引用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奚仲始作车”或“黄帝造车”之类的记载，来证明车是中国本土发明的，但这都是传说而已。 （7）中国历史文献的一些记载也意味着中国马车是从北向南传播的。春秋时期，正当原先落后的吴国兴起之时，逃亡到晋国的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因为怨恨自己在楚国内的政敌，想利用吴国的力量为自己报仇。公元前584年，申公巫臣来到吴国，“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吴。”（《左传?成公七年》）申公巫臣把车战之术传授给了吴国人，吴国更加强大，最后“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这段故事表明，长江下游地区使用车作战，要比中原地区晚几百年；马车先出在北方，然后向南方传播。 中国古代并无四轮车发现。在战国时代的器皿刻纹中，出现了一些四轮车，如山东长岛出土的残鉴、淮阴高庄出土的铜器。不过，这种车舆为龙舟形的四轮车并非用于日常生活，而是用作礼仪活动。战国时代的这种礼仪用四轮车，应当是从商周时代的两轮车发展而来的。 中国的马车来自西邻的中亚。当然，古代中国人并不是简单地引进马车，而是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加工改造，并且还有许多技术上的创新与发明，例如中凹形车轮制造、龙舟形车舆四轮马车的出现、系驾法的演进等等，逐渐形成了中国自身的马车特色与传统。

Answer 2

来源:新华网

偃师二里头遗址夏代车辙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个话题再度被提及：中国古代马车起源何处？

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我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中国马车的起源一直是颇受关注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国内外学术界争论不休。国内学者有的持“马车中国本土独立起源说”，有的则持“外来说”，认为中国马车是来源于中西亚或欧亚草原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起源于公元前30世纪中期的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马车，在商代晚期时辗转传入我国。

关于车子在我国的发明与使用，古代文献多有记载。有黄帝、夏禹或夏禹时的奚仲发明车的说法。还有的文献记述夏启曾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也曾动用了不少战车，甚至夏代已有了管理车政的官吏车正等等。如果这些记载属实，夏代的车子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但直至目前，尚未找到考古学证据。

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曾发现铸造车用青铜配件的陶范，在与此同期的偃师商城也曾发掘出车用青铜配件。这些都说明我国在商代晚期之前，不仅有车，而且车上已使用了青铜配件。偃师商城车辙发现后，主持过偃师商城发掘工作的杜金鹏、王学荣曾撰文认为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显然不宜将晚商马车之源头直接追寻到西亚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认为，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车辙，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用车的传统早在殷墟以前数百年就已出现了。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特征较为接近，形体较小，与安阳殷墟发现的马车有很大的区别。二里头时期，是人力驾车还是使用牲畜驾车，使用什么牲畜驾车，都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去证实。另外，在中国晚商以前的遗址中也罕见马的骨骸。因此，我国商代晚期以马驾车的习俗，目前尚未在考古学上找到其当地的源头，晚商时期马车的起源仍然是待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