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偶书
热情的凯里
从上海到凯里， 1800公里的铁路，29小时的旅行。10月16日下午两点，我们站在了凯里火车站广场上，两头斗牛的雕塑边。洗去上海南站的现代与繁华，结结实实地感受到苗乡侗寨之都的灼热气息。
我的老乡，黔东南信息港的记者姜秀波，乘着公共汽车来接我们了。
当天晚上，姜秀波做东，黔东南州作协主席欧阳克俭老师，凯里市文联主席陈德祥、何副主席，州委宣传部外宣办张晓华、《贵州教育报》黔东南记者站记者杨光明等一干人，在“九子香辣蟹酒楼”，喝着“怀酒”，吃着正宗的凯里酸汤鱼火锅。除我与姜秀波有过交往外，其余人都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苗乡人自有见面熟。几句话，几杯酒，大家一见如故，畅谈无边。
欧阳克俭老师是我的家乡锦屏的名人。早在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就曾拜读过他的作品。秀波调侃说，沈从文只写过“一边”（《边城》），可欧阳老师却有“三边”（散文集《边风如歌》，杂文集《边地杂俎》、诗集《边人行吟》），还出版过《锦屏人物概览》，校勘过古籍《亮川集》。他是一个杂家，还自称是一个边缘的作家。欧阳老师面容清癯，一幅琅秀眼镜更凭添几多儒雅。这样一个文文雅雅的人，现在却在州政府里从政。他的酒量惊人的好，不过他总是不显山露水，摸不清他到底能喝多少。
凯里市文联主席陈德祥，还兼着一本《苗岭》杂志的主编。他说，这本杂志一年才有两万元的经费，很是捉襟见肘。听闻《正泰电气》杂志一年的宣传费用达百万元，他对正泰集团作为一个民营企业，能花如此大价钱做宣传感到很是钦佩。的确，在黔东南，想要做文学艺术方面的工作，经费来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陈主席恰好感冒，席间不胜酒力。不过到后来，也频频举杯。他是个热心人，听说我要给女儿置办一套苗族服饰，马上就打电话到一家定点的苗族服饰店，要订购一套。姜秀波说，7月份举办的黔东南州50周年庆典，所有的苗族服装都是陈主席定做的。看来，他的路子确实很广。
贵州教育报的记者杨光明，从一落坐就一直斜挎着一个黑皮包，眉间总是笑意，不修边幅的模样，让我以为是哪个山村教师。我对贵州教育报是有感情的。想起1993年，我在短短几个月内，向它投了十几篇教学论文和散文，原以为都石沉大海。不想，过了一个多月，我到乡教站领报纸。才发现这些文章全都发表在不同期数的报纸上。此后，我就一发不可收。
作为黔东南文学艺术界的领军人物，欧阳老师和陈主席他们，其实过着一种很淡泊的生活。然而，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帮人，不甘寂寞地坚守在文学的高地，所以，黔东南的文化艺术才绽放出多彩的奇葩。我相信，有了他们的坚守，这方土地，将来会更有魅力，更具特色。
从酒楼出来，走在凯里的大街上，耳边飘荡着黔东南本土歌手阿幼朵的甜美歌声《飞向苗乡侗寨》、《太阳鼓》，让人沉醉于这苗侗之都的风情。四个人又相约着来到一家酒吧，继续把盏叙情，直至双眼迷离。走出酒吧，身影飘摇，耳边的歌声犹在：“飞向苗乡耶，飞向侗寨哎，带着你的梦，一起来啰喂。醉在苗乡耶，醉在侗寨哎，郎心已回归，回归自然耶。”
第二天早上，女儿身上莫名其妙地长了许多红斑，还有大片的红肿。我们以为是昨晚上给她吃了什么东西，或是蚊虫叮咬的，马上到418医院去看。医生说，是不明原因的荨麻疹。挂了两瓶药水后，女儿身上的红斑才消退。后来，不少从外面带孩子回乡的人都说，孩子一到贵州就会出现这种症状。也许这就是家乡给从未谋面的孩子们的一份特殊见面礼吧。
清水江的守望者
到县城的第二天，县志办的王宗兴主任执意要作东，请我小叙一次。于是，在清水江边的一家酒馆，县志办的一干人，王主任，林老师、潘老师，还有育瑞，我的学生。从县志办出去的杨秀廷也特意“回娘家”专程赶来叙旧。
王宗兴早年曾任某部门的一把手，只是苦于官场沉浮，原本是散淡之的人他，无意于仕途，便将兴志投在县志县史的，跑遍全县乡村，做一个历史的拾穗者。十几年下来，经他手编撰的县志史，也有好几册了。老王对官场之事无心，所以他对育瑞说，他只佩服凭真本事外出拼天下的人，那是真正的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真才实学的打拼。所以，他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一直以来，就想找机会相识。如今得见，确是相当高兴。只是他胃不好，不能沾酒。不过，他却特地准备了一大壶自酿的糯米酒，叫我们几个尽兴。
秀廷兄这几年，一直做“一个流浪在故乡乡间的歌手”。在县志办这几年，他跑遍全县的角落，挖掘县里的人文志史，旅游资源。写下为数不少的著述，并结集成一个散文集《缱绻与伤怀》，成为黔东南文学“四秀”之一。后来他解释，此“四秀”非真正的“四个秀才”，乃是他们几个杨家“秀”字辈的文人组合。他的散文细腻精致，长于写景，更长于抒情，犹如国画中的工笔，精雕细刻，读来让人如饮甘醇。我对他的青山界系列很有感触。他的集子中，有一篇描写清水江昔日辉煌与而今不再的《清江哀》，更引起我的伤感。
秀廷平时不怎么喝酒，可喝到后来，我，育瑞，再有林老师，频频举杯。醇醇的糯米酒，入口不觉火辣，进肚不知劲道，只如饮甘泉般，仰脖而尽。到后来，我们三人竟全说起了苗话，将只会侗语的老王他们愣在一边。这一通喝，到第二天都仍走不出糯米酒的余威。
诗书酒歌，原本就是清水江流域的特产。只不过如今，许多人离去，还有许多人坚守。秀廷和老王他们，就是清水江的守望者，默默地记录着历史在这里留下的点点滴滴。
路啊，路啊
从县城回到家乡的小山村， 25公里是公路，4公里是上山的羊肠小道。下了车，前面就是巍峨入云的大山，家，就在那云端深处。上山的路，依旧漫长。妻子这几天身体虚弱，能自己走上去就不错了。我则背着一个大包，还要扛着22斤重的女儿，如同骡马一般，拾级而上，走上一百米，就已是气喘吁吁，汗如雨下。不得已，走走竭竭，短短八里山路，我们从一点走到下午五点，竟用了四个小时才到达。
因为这该死的路，村里人可是伤透了脑筋。所有的货物，都要靠人背马驮，所有的农产品，都不能顺利出山。年轻小伙娶不到媳妇，年轻姑娘全都嫁到了外村。至今，村里40岁以下的光棍还有近百人。“光棍”是这该死的路造成的啊。
所以，村里人就天天盼公路，盼通车。
这个梦，做了几十年，但，梦，依然是梦。贫困的现实，无法在高山大梁上修起通车的路。
无奈之下的家乡人，只能走老路，重新养起马，组成马帮，驮运货物。所以，现在村里的马帮生意不错。
然而，这条路，何时才能通？上山的路，成了村里人心中的天路。韩红唱的《天路》，是已开通的青藏铁路啊，可是，这短短十里的山路，何时才能让乡亲们深情地为它吟唱？
老屋一夜
老屋早就在十几年前卖给我堂叔了。我父亲只拆走木板，屋架还留着。堂叔对老屋作了新的装修，只是，大概的格局还没变，火塘还是那个火塘，房间还是那些房间。只是上楼的位置改了，门的朝向改了。几经烟熏火燎，新装的木板又变成黑亮黑亮的颜色，与几十年前的房子颜色无异。这天晚上，我就被安排在我曾经度过了十几年的三楼房间里。依旧狭小的空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气息。浓厚的雾气，潮湿的被褥，半夜的狗吠，三更的鸡叫。这是梦境还是现实？常让我陷入恍惚中。
睡在老屋，我内心十分安然，似乎做了很多梦，又似乎没有梦。百感交集中，淡淡的伤感弥漫心间。
第二天早起，浓浓的大雾，将古老的寨子笼罩在乳白色的水汽中。灰黑的木房子在雾中显得无比安详。我离开故乡已十几年，可是恍然间，却似乎又回到以前那些有雾的日子，我依然在出发的地方，从未离开过。
年迈的老人，留守的儿童。
当年意气风发的堂公公，已耳聋眼花了。公公早年参加过抗美援朝，受过伤，至今手臂膊上还用钢板夹着骨头。转业后，到地方上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直到退休。堂奶奶也老了，但仍记得我最爱吃酸罗卜和腌鱼。
偌大的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一个堂叔的两个女儿，大的五岁，小的两岁，个子都不高。脏兮兮的衣服，和她们的奶奶在一起。她奶奶一个人，带着四个孙子，服侍他们吃喝拉撒。她有四个儿子，两个在县城工作，两个外出打工，都不在她身边，所以尽管快七十高龄，仍然担当着照顾孙子们的重任。村里这样的留守老人和儿童还有很多。
村里人的出路何在？打工？务农？淘金？
想想我自己，如果当年不痛下决心外出打工，现在会是什么模样？
没有路的农村，发展何其困难！
高山上的民族村寨，何时才能找到一条真正的致富之路？
挚爱的亲情，贫困的现实
回来的路上，在半坡，我们遇见了水叔。他和妻子磕磕绊绊几十年，妻子爱计较，有点神经质，几乎天天吵架，村里人对他们的吵闹已习已为常。但吵架归吵架，但在接待我这件事上，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天麻麻亮就起床，到三十里外的钟灵赶场，特地买来几张凳子，和新饭桌，割了几斤猪肉，准备晚上请我吃饭。见到我们下山，他显出十分的失望和惋惜。见他满头白发，还在不停地忙活，我真是心有不忍。这浓浓亲情，岂是一言所能言尽的呢！
水叔虽爱好，可他却一贫如洗。三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大儿子是赌气出去的，一去就是十几年杳无音信，不打电话，不写信，也不寄一分钱给他们。水叔干着急。二儿子带着老婆和孩子在浙江桐庐打工，日子过得艰难，也没钱给他们。老三没技术和文化，挣不到钱，也就够自己糊口，如此一来，水叔的生活就全靠老两口从土中创了。而在老家，那几亩薄田是不能变成现金的，仅可自给自足。今年开始虽然减免了农业税，但那几百元钱的税收，依然不能带来致富的路子。
参考资料：http://post.baidu.com/f?kz=151066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