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功过|
司马迁之后，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以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 但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因为伟大的事功而出自于低下的人品，不仅情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极不可能。如果肯定刘邦的事功是伟大的，其人品一定也是伟大的。司马迁称其为大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大量事实为支撑的。刘向、班固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而得出的结论。不虚美，就是司马迁对刘邦的赞誉，都有事实为依据；不隐恶，就是司马迁虽然推崇刘邦的事功，也不因此而对其存在的缺点予以回避隐瞒。结果，后人往往忽略了司马迁的不虚美，而特别看中了他的不隐恶，这就造成了刘邦评价的尴尬。其实，像刘邦这样一个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者，是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他的个人品质的，应该看主流，也就是总体表现。司马迁的结论就是看主流的产物。我们今天评价刘邦的人品，也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即司马迁所站的角度来评价，才能得出其人品高下的真实结论。
一、司马迁的评价基础
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
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该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道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而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
二、仁人之心，以天下苍生之心为心
现在论及刘邦的成功时，总会提出他的这样三个优点：1、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2、能用人，尤其是能驾驭人；3、头脑灵活，聪明绝顶，随机应变能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对刘 邦所具有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仁者之心丝毫没有提及，其实这才是刘邦最大的优点，是他优点中的帅，其他的优点只是从属于此而产生作用。
司马迁记载道：“高祖为人，……仁而爱人。”这种仁而爱人的表现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最初体现在为官府送徒咸阳途中纵囚。继而表现在初起沛时不愿意接受沛令之职。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注意，刘邦之辞为首，与曹参、萧何之辞为首有所不同，萧曹二人之辞，是恐事不成，秦王朝种族其家，而刘邦之辞，没有个人的因素在内。最为典型的则以入关灭秦，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受秦民犒赏；再则是汉七年，刘邦击韩王信还咸阳，“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最后，在汉十二年过沛，父老留饮，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不愿过多打扰家乡父老，显示出对家乡人民深厚的体恤之情。凡此种种，并非作戏，而是出自一片赤诚。
说到刘邦的仁而爱人，可能有必要将当时人对项羽的评价作个比较。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郦食其说：汉王“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以上诸说，实际上是待人之道，而不是爱人。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刘、项的本质差别。刘是与天下同利，项则专利己一人。有此前提，项的爱人，毫无实质性内容，更多的是表演的成分；而刘则尽可能多的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时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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