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在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发展中，爆发了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经验教训。本文拟从辛亥革命在国家政权问题的角度分析其经验教训。
我们知道，三民主义是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个方案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先进的革命方案，是合乎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但这个思想体系存在着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由于没有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因而没有鲜明地提出反帝的主张，二是害怕下层的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遭到帝国主义的干涉，也害怕其革命危及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不敢也不能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没有提出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的主张。这两点不足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
从南京临时政府开始，帝国主义便采取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政治上不承认和支持国内反动势力的种种卑劣手段，企图扼杀这个革命政府。例如，帝国主义在外交方面，他们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而以袁民凯出来统一南北，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在军事上，英、美、德、日等军舰驶进长江，炫耀武力；在财政上，他们拒绝将海关税收等款项交给南京临时政府，致使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军费极度困难。因此，使孙中山不得不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因此，孙中山把实现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他认为通过约法能够保卫革命的成果，以为这样就能束缚袁世凯的政治独裁。但是，由于没有政权做后盾，关于民主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也就是没有政权的任何法律都等于零。
那么，辛亥革命在国家政权问题到底有哪些经验教训呢？
首先，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没有掌握革命政权的领导权，他们把革命任务集中在建立共和的政体上。他们幻想有了共和国的形式，有了《临时约法》有了责任内阁和地方自治，就可以确保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的存在。其实，当革命派向袁世凯交出权力之日，就已经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的破产。后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事实，证明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幻想通过议会斗争的道路来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同样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胡同。
其次，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对于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意义，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所民动的武装革命，只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因而不可能在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作为进行革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重要工具。
再次，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作为领导革命政权的核心力量，因而无法保证革命政府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同盟会成立之初，就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反满绅士的松散的联盟，本来政治上就不统一，随着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深化，以及革命运动所遭受的困难和挫折，同盟会便不能对革命和政权进行领导了。武昌起义后不久，便刮起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冷风。对此，革命党人不但没有起来反驳，相反，由于他们在推翻清朝以后，已经失去了进一步斗争的目标，也自认为革命胜利以后，党的消灭是必然的。特别是同盟会经宋教仁改组后，军阀、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等都参加进来，更失去其革命思想和色彩。既然实践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司令部和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和指导力量，已经这样毫无战斗力和丧失了革命性，那么辛亥革命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了。
最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不可能认真培植革命政权的群众基础。虽然同盟会在会党和新军中进行发动武装斗争的活动时，接触了一些群众，但终究没有去动员、组织广大的人民。对于会党群众也只是使用，没有进行必要的教育改造工作，使他们成为经常性的革命武装。原在革命纲领中提出的“平均地权”，在实践中也没有力量变成现实，从而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作为进行革命的支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辛亥革命和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彻底依靠人民，相反他们害怕人民，当广大群众真正起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却采取了压制的态度。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其阶级的软弱性，使它不可能发动人民群众与反动势力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就只有向反动势力一步步妥协，以至屈服，因而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可能得以实现。
总之，辛亥革命在国家政权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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