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路线的形成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
1955年夏，中央高层领导人就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产生了分歧。这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说：“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随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再后来，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的后面加了一个“省”字。随着“多快好省”的提出，党内于1955年底开展了批判右倾思想的斗争，结果使1956年各项工作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冒进倾向。党内出现的这种急躁情绪，立即引起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他们试图加以纠正，这就是1956年开始的反冒进。对于反冒进的意见，毛泽东当时虽未明确反对，但内心是不同意的。通过几次会议统一思想，毛泽东酝酿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也就呼之欲出了。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这篇社论时，周谷城说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赞扬周谷城归纳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了不少感慨，并将“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为“总路线”。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正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2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公开发表了。 到了1958年，《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新国庆十周年，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拥护“三面红旗”的标语。 社论里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人民日报》新年祝辞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8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赞成周谷城归纳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提这8个字。1958年3月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至此，一个完整概念的“总路线”形成了。在毛泽东看来，通过建国后七八年的实践，终于摸索出了一条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 后来，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央将总路线提交大会讨论，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和大会的正式通过，并写进大会形成的决议中。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纵论总路线。为什么要提“鼓足干劲”?毛泽东说，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们一个党也好，全国人民也好，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所以要鼓足干劲。又说，什么叫“力争上游”?比如，《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原定12年完成，现在不要12年了，有些基本的项目，个别的省说3年可以，有些项目今年就可以完成。还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是非要不可的。这个劲有个量的问题，现在用“鼓足”这两个字，恐怕比“鼓起”好。鼓起，早已鼓起来了，你还要起?问题是足不足?毛泽东继续说，“多快好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群众里头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军队里都出现了多快好省。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需要提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提出来了，但此时毛泽东对它究竟对不对，仍然将信将疑，并说过重大的路线、方针，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完善，用实践进行检验。可惜的是，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未能把他这个正确的思想贯彻好。此后不久，紧接着就发动了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