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学有新、旧之分。所谓旧政府经济学就是财政学，财政学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财政收支上，特别是专注于税收问题。新政府经济学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经济学，是从财政学发展过来的，“是拓展了财政学，或者说，政府经济学是从更高、更广的视野来研究的财政学”。 因此，财政学是政府经济学的前身，政府经济学是财政学的继承与发展。
政府经济学的产生表明比财政学更完整和更系统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因此，政府经济学必然包括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是，二者又有以下明显的不同：（1）在学科体系上，传统的财政学无法把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统一到帕累托效率状态，事实上是忽略甚至排斥市场机制作为先决条件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在政府经济学中则建立起了两者结合的理论模型。（2）传统财政学把政府决策作为既定事实予以首肯，国家和政府被拟人化了，因此，国家的意志和政府的决策是被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的。在政府经济学中，国家（政府）则是一个组织系统，国家的意志和政府的决策是由一套政治程序决定的，并且运用新古典分析方法分析政治程序的经济效应。 （3）传统财政学侧重对政府财政收支形式和过程的研究，尤其对财政收入予以更多的关注。政府经济学重视政府财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并特别强调政府财政支出的经济分析，因为政府支出是政府行为的成本，更能体现政府决策和行为的意图。 财政学是政府经济学的起点。追溯财政学的发展过程，有助于加深对政府经济学的了解。
财政分配现象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随着财政分配活动的不断进行，古代的中外理财学家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财政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中国古代理财学家的经典论述汇集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国财政思想史册，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如，关于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古代理财学家的认识即颇为深刻，周朝即有对国家理财之道的阐释，“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汉代总结秦王朝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政权倾覆的惨痛教训，论证并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造就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 的民安国富的盛世。在税收调节方面，有“寓禁于征”的税收调节生产流通的思想。在财政收支管理方面，既有周公的“量入为出 ” 的原则，也有唐代杨炎的“量出为入” 的主张。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财政思想是不系统、不完整的，尤其是没有把财政分配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研究，而仅仅作为“官房学”、国家理财学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亚当·斯密之前，“全部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被看作全部国家事务的一个普通部分，从属于国家本身”。
把财政分配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形成系统的财政学说，至今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威廉·配第（W.Petty,1623-1687年）于1663年出版了《赋税论》，详细论述了各种公共经费，各种征税方法，政府筹集资金的方式和手段，为财政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在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亦称作《国富论》）中，在运用价值、货币、价格、社会分工、交换、工资、利润、地租等一系列经济范畴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分析说明的基础上，专门列出一篇（“第五篇”）研究财政问题，论述了君主或国家的费用（“经费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收入论”）和国债问题（“国债论”或“平衡论”），从而创立了财政学。亚当·斯密之后，财政学从政治经济学中逐步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的财政学也被称为旧公共经济学。 财政学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重点研究的是财政收支本身及财政收支对经济的有限影响，而对财政收支的研究又集中于对税收的研究，这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联系的。18世纪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兴起，逐步登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亚当·斯密等人所创立的古典经济学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学术结晶，其理论基础是“自由经济”，主张“最好的政府便是最少的干预”。这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残余对其的制约，放手扩展市场的内在需要。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演变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逐渐暴露。经济危机开始周期性地袭击和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克服和消除危机成了西方国家经济学家孜孜以求的研究目标。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发生重大变革。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M. Keynes）在其名著《利息、就业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对自由经济提出质疑，主张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New Deal）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论提供了完整的注释和成功的典范。在理论和实践的推动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的经济活动和作用日益扩大，从单向的财政收支扩展到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政府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企事业和公共生产，政府收支规模也较前大大扩大。这为财政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 主要有：
第一，要搞清公共部门应该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
第二，尽可能地理解和预测政府经济活动的全部结果；
第三，评价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
很显然，这都不是财政学所能回答的。于是公共（政府）经济学便应运而生。上述三个问题也就成为公共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A. Musgrave）出版了《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A Study on Public Economics）。该书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这一概念。马斯格雷夫在该书的一开始就指出：“的确，我一开始就不愿把本书看作是对财政理论的研究。从很大程度上说，问题不是财政问题，而是资源利用和收入分配问题……因此，最好把本书看成是对公共经济的考察。围绕着政府收入—支出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传统上称为财政学。……虽然公共家庭（政府）的活动涉及到收入和支出的倾向流量，但基本问题不是财政问题。它们与货币、流动性和资本市场无关，而是资源分配、收入分配、充分就业以及价格水平稳定与经济增长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经验看成是研究公共经济的原理，或者更准确地说研究的是通过预算管理中出现的经济政策问题”。
在马斯格雷夫的带动下，许多著名财政学家如费尔德斯坦（M.S.Feldstein）、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阿特金森（A.B.Atkinson）、杰克逊（P.M.Jackson）等纷纷将自己的著述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
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为政府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支持。政府经济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内容上比传统的财政学有很大拓展，如研究公共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合理范围的界定，研究政府选择和政府决策的内容及其政治程序的经济效应，注重具体分析政府收支的社会经济效应，重视研究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与管理，重视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把公共生产及其定价、公共提供与公共生产的关系等问题引入政府经济学的研究等等，而且体现在研究方法的改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注重数理分析，增加实证考察和案例分析等方面，使研究更为具体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