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通过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也就是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可以简单称为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从地理科学的发展来看，围绕着这一任务形成各式各样的观点，归纳起来可以分为：环境决定论，可能论，适应论，生态论，环境感知和文化决定论。 1.环境决定论。原称地理环境决定论（简称决定论），它是把自然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种观点发展的历史比较久远。最早，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guien，1689—1755）在其所著的《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就强调说：“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导致他们落在奴隶地位……”。后来英国学者H.T.巴克尔（Henry Thomes Buckle，1821—1862）在其《英国文明的历史》（1857）一书中提出：“高大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如在印度），使人产生一种过度的幻想和迷信”。“当自然形态较小而变化较多（如在希腊）时，就会使人早期就发展了理智”。德国的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深受当时C.R.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人和生物一样，他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他的学生美国人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1863—1932）接受其思想，并在其所著的《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一书中加以宣扬和发挥，在美国地理学界影响很大。尽管在本世纪初这种观点颇为流行，但是在30年代以后，对于决定论中过分强调环境在人的事物中的作用，受到许多地理学者的批评和非难。他们认为，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社会、历史诸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并不起决定性的影响。 2.可能论。可能论也称或然论。它是指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环境包含着许多可能性，至于哪种可能性能够转变成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的选择能力。提出与支持这一观点的是法国地理学家P.V.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他认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除了环境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人类生活方式不完全是环境统治的产物，而是各种因素的复合体。同样的环境何以伴以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环境包含着许多可能性，它们的利用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选择能力。所以P.V.白兰士在其《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提到“地理学……是理解我们周围的地域环境或他们所处的地域环境中的诸事实的相应性和联系性”。 从30年代以来，环境决定论在文化地理学中的影响下降，可能论则占了上风。可能论的支持者认为，在许多文化方面都反应自然界影响的标志，同时也充分表现在影响人的行为方面文化遗产至少像自然环境一样重要。 当前可能论者的观点认为，人是人类文化的第一建筑师，自然环境在人与地的关系中，文化发展的作用在于提供多种可能性，人在一地如何生存和生活全靠人对环境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中所作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受到人的文化遗产的指导。人为了满足其需要，在对环境提供的机会和限制作出选择时，其本身的文化水平越高，则供其选择的可能性越多，自然环境的影响与限制就越小；反之，自然环境的影响与限制就越大。正如P.V.白兰士的学生J.白吕纳（Jean Brunnes，1869—1930）所说：“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时代而变化”。 3.适应论。适应论是英国人文地理学家P.M.罗克斯比（Percy M.Roxby，1880—1947）提出的。他认为，人文地理学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人群对他们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二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人群及其和地理地域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适应与生物的遗传上的适应不同，它是通过文化的发展而对自然环境和环境变化的长期适应。在这种适应中既意味着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 4.生态论。与适应论同时提出的另一观点，是美国地理学家H.H.巴罗斯（H.H.Barrows，1877—1960）提出的人文地理生态观点。他主张地理学的目的不在于考察环境本身的特征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在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他在论及地理学时还提出：“在自然地理创立以后，一种使之人生化的强烈要求跟着就提出来了”。这个要求得到了及时的反应。所以他认为：“地理领域的中心从极端自然方面稳步转移到人文方面，直到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把他们的论题规定为，完全论述人与自然和生物环境的相互影响”。 5.环境感知。文化地理学家认为，人与自然环境相处中各种可能性进行选择时不是任意的、随机的和毫无规律的，而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的表现，它受一种思想意识的支配，这种思想意识就是环境感知。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由于环境和原文化背景的影响，在人们的头脑中必然形成一种印象。这种对环境的印象就是一种环境感知，它为环境中共同的文化集团内部的所有成员所共有。人们一旦形成一种环境感知以后，他对现实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必然受其环境感知的影响，不可能十分准确地理解他的环境，因而在作出对环境的反应和决策时必然是以其不全面的理解为依据。要了解某一文化集团在其环境中的人地关系，为什么是现在这种情况，文化地理学家不仅必须知道环境情况，而且还要知道该文化集团成员对其环境的感知。 对环境感知方面研究比较多的是，关于自然灾害问题，如水患和旱灾，不同的文化集团对相同的灾害持不同的反应。例如，很多宗教认为，自然灾害是难以逃避的神的行为，他们往往希望用抚慰神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环境灾害。所以，在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地方，往往也是祭祀这类神灵活动最盛行和对这类环境感知最浓厚的地方。 环境感知也反映在移民到达新的地方以后，对当地环境的认识上。因为，他们往往看到新居住地环境与其原住地的表面相似性方面，而对其差异缺乏足够的认识。例如，原住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的农民，在他们向西部迁移，开发西部干旱地区大平原时，往往以原来的环境感知来看待西部气候，总是过低估计干旱造成的灾害，结果吃了大亏。这是由于他们在湿润的西欧与美国东部从事农业活动已有许多世代，形成了习惯，不能正确地理解新的地区的干旱气候条件。于是经多次错误与失败之后，才会纠正他们久已形成的环境感知，他们才逐步认识大平原气候的真实情况。 不同的文化在对待环境与自然资源的认识上也是不同的。例如，基督徒根据其教义认为，地球是上帝为人的使用而创造的。许多原始部族宗教却认为，许多自然物是圣物，所以成为崇拜和保护的对象。在对待自然资源上，随着文化发展会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在狩猎社会时代，对猎人来说，重要的资源就是提供衣食的大型食草动物和当作武器的石块；在农业社会时代，对从事耕作的农民来说，重要的资源是地形平坦、土壤肥沃和可灌溉的土地；到工业社会，认为埋藏在地下的各种矿藏则是最有价值的资源。由于人对环境的感知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它一方面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又影响着人对环境的认识和利用，所以，环境感知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6.文化决定论。某些文化地理学者观察到人从出现以后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变化，从而把人作为自然的改造者。这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它与环境决定论完全相反，后者认为，自然环境决定和塑造了人，而前者认为人决定和塑造了自然。关于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在古希腊的地理著作中就有反映，例如，公元前2世纪，阿加塔尔齐德斯在其《红海》一书中就对人地相互关系作过分析。直接关系方面，他举例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改造和治理河流，利用周期性的洪水影响三角洲的形成。公元前4世纪，著名学者柏拉图对当时农业活动造成雅典周围肥沃土地的破坏感到悲痛，他提到“现在留下的与过去相比则像个病人的骨架，肥沃而松软的土壤会被消耗掉，留下的土地是不毛之地的框架”。 特别是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已达到相当程度，技术水平越高，社会对于地理环境的依赖性就越低。反之，技术水平越低，社会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就越高。在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其主要的和主动方面的则是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人。在这里面找吧，应该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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