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郭、茅，巴、老、曹”曾经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而并称，而到现在，只有巴老一人健在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但仅此一点却无法涵盖和解释巴老在当下文学界内外的巨大影响和崇高的威望。正如鲁迅已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旗手，更是民族性格和意志的标志一样，巴老是作为民族良心和品质的旗帜而被人们所崇敬。
仅凭早期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巴老就已经确立了“巴、老、曹”并称的巨匠地位。但因为有了5卷本、40多万字的《随想录》，不但使他的文学创作攀上新的高峰，也更使他因“讲真话”的巨大的勇气，而成为一个特殊时代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榜样。人们之所以曾经像崇拜英雄一样地以各种方式向巴老致意，在于他以无畏的勇气，做出了人人想做、人人都觉应该做，但又人人都没有足够勇气和能力做的事情。“说真话”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就尤其不是。于是“讲真话”曾经是一件事关生死的天大事情。而当有人以舍生就义的勇气而讲出真话时，其对世道的震撼，当如石破天惊。
应该说，随着巴老封笔多年和世事的变迁，人们对巴老的崇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离开具体的事例，而升华为对其整体人格的敬意。“讲真话”也因为时代的变化而不再具有那特定背景下的特别意义。但是，面对自己、拷问自己，不逃避、不退缩、不苟且，却是巴老精神的真正内核而具有永远的价值。有了它，就有勇气在假话当道时讲真话，有勇气在恶行泛滥时张扬正义，有定力在喧嚣浮躁时守住沉静。否则就只能是放任、苟且和随波逐流。
巴老说他不喜欢人们向他祝寿，今天也没有人能够到他床前亲自表达什么。但几天来，已经有人以各种方式聚到一起，向巴老遥致敬意。他们说的所有话表达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意思：巴老是一面旗帜，也是一面镜子，召唤着我们，也警醒着我们。舒乙更直接引用巴老曾经写给冰心的话转赠巴老：“有你在，灯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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