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 篆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书体。广义上说，篆书应包括先秦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盟书、简帛文字、玺印文字、钱币文字、石刻文字，秦的小篆、印章文字，汉的篆书碑及碑额、金文，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印章文字等。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混乱的六国文字，推行秦的小篆，因此小篆也被称作秦篆。秦篆以《泰山刻石》与《琅邪台刻石》为典范。《泰山刻石》文字结体肃穆严整，《琅邪台刻石》则稍生动而磨泐过甚。《峄山刻石》原石已佚，现拓本为宋代复刻，篆法多唐代李阳冰笔意，不及秦原刻苍厚。《秦诏版》因制作时间紧迫而匆匆凿就，故文字大小错落，笔法瘦劲，甚具跌荡生动之致，汉代之金文、碑额等均是其风之延续，为后世学者开一新境。 到了汉代，隶书以其方折简便的写法取代篆书而成为通行文字。但篆书仍在许多场合应用，并留下了对后世影响极大又极丰富而饶有时代特色的作品。汉之碑刻以《袁安碑》、《祀三公山碑》、《嵩山少室石阙铭》为代表。《袁安碑》继承秦篆而有所发展，作风圆劲清朗，后世对其评价甚高。《祀三公山碑》许多文字漶漫不清，从可辨文字来看，其篆法是很特殊的。《少室石阙铭》篆法轻松自如。三种石刻字数较多，便于学习者把握其风格。汉碑额作风多样，以《张迁碑》篆额为最有特色，其结体宽扁，布局密集穿插，颇有法无定法之感。汉代金文定要称为[汉金文]，以区别于商周金文，文字较多者是新莽时期的《嘉量铭文》，其紧缩中宫而伸长垂笔之文字结体，与清代邓派小篆不谋而合。 南北朝至元朝可以说是篆书的衰落时期，通用文字已发展为比隶书实用性更强的楷书与行书。篆书早巳不被一般人所熟悉。虽然唐代出现了大篆书家李阳冰，元代的书画家赵孟頫等亦擅篆书，但毕竟如凤毛麟角，没有大兵团，尖子的水平也不可能与篆书流行的时代抗衡。 隶书 隶书是汉代的主要书体。隶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过去记载上说，隶书是秦徒隶用的俗体字，这种俗体字是由秦狱吏程邈所创造。其实各种字体的产生都具有其社会以及政治的根源，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并非某个人的创造发明。但这一记载却可说明这种俗体字——隶书，在秦时已在徒隶中流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推行统一度量衡。官方用的书体是篆书，遗存至今的琅琊台刻、秦山刻石就是当时的标准书体。秦始皇时各种量器都刻有诏书，由于书刻时间紧迫，不能拘泥于篆书圆转的笔划、谨严的体势，于是利用了趋向横直方拆、便于写刻的笔划。这种变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在转变处采取折笔，不用篆书的转笔，的确比篆书的写刻要快捷、方便得多。可见当时即使是统治阶级的诏书，在某种情况下，也不得不采用方便、快捷的书法。其实这种新书体早就在民间产生和流行，只是还不曾被最高统治者所承认罢了。 汉代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西汉前期，农业经济的逐渐恢复，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国家的统一，各地交通的发展，都促成文字书写的相应发展。这样，隶书的应用广泛了，逐渐取代篆书的地位。隶书根据社会的需要，不仅体势变圆为方，笔划也简化得多。但严格地说，这还不是典型的隶书，应该是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书体。 楷书 楷书自汉末发轫，经三国两晋至南北朝而达到了成熟，在书史上形成了高潮。隋结束了南北六朝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使多年的分裂回归到了统一。从大业年间开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书法（主要是楷书）成了取士标准之一。时尚所崇，必然成为世人争相趋求的目标。于是对楷书的学习日益受到重视，怎样为好字，如何才能写得发，就成了研究的课题。 李渊建立唐朝仅仅十年之后，唐太宗便开始了贞观之治，偃武修文，励精图治，一切方面都走上了正轨，在用人上承袭了隋的科举制度，并且尽可能地把它完善起来，制定了相当完备、最大限度杜绝弊病的法规章程。在书法艺术上自然也以此为圭臬，便形成了[唐人尚法]的时代风尚。 当时最有建树的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他们有许多名碑传世，足为法书。《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信行禅师碑》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一直垂范至今而成为法本。其他如殷令名、赵模、敬客、王知敬、李玄植、诸葛思桢、裴守真、王行满、欧阳通、高正臣等皆是一代的名家。 而后的殷玄祚、魏栖梧、颜真卿、吕秀岩也都留有许多书迹，其中颜真卿的贡献更为突出。就他所留碑铭来看，在大体风格统一之下，各时期、各碑刻又都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可见他追求不已的努力，所以艺术成就也不断地发展。 再后的柳公绰、吴通微、裴休、吴彩鸾等也是作楷高士。可以为一时代表的是柳公权。他在诸前辈之外又立新章，形成了独立的一体。 还有一些唐人的写经，虽不知作者姓氏，虽也源于晋人，但于唐也有了新的的体式，也滋养了唐的新鲜血液。 为了满足[馆阁]的要求，有了[颜、柳、欧、赵]的学书规程。首先以颜占格，失之肥而以柳强筋，又失之瘦再以欧立规，再失于板则以赵而灵动。但结果是书写工稳而漫无生气，于书法艺术则难免追求不力。 草书 草书，同其它书体一样，可以从应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两方面研究。草书以其较真书简易，所以[用于卒迫](崔瑗《草书势》，又以其书写急速，改变了真书的结体笔法，所以形成特殊的艺术效果。 草书分章草与今草。章草是写章奏用的规范化的草隶，始于东汉杜度、崔瑗。今草脱胎于章草，但今草的笔法是从楷书演变过来的，所以今草风格的极致必待楷书的高度成熟。 今草（习惯上[草书]专指今草，下同）发韧于汉魏之世，到东晋出现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的代表人物是王羲之，他的儿子王献之继父风而有发展，如火箸画灰的[一笔书]即是一种创造。在此以前东汉张芝有草圣之名，欧阳询认为[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从流传下来的张芝《冠军帖》来看，已类似成熟的唐人风格，这在张芝时代难以出现。 王羲之处在变革的时代，传说献之曾劝其父[大人宜变体]。羲之行草书融会章今二体，具有多种风貌，即孙过庭《书谱》所谓[兼善]。后经梁武帝、唐太宗等帝王推崇，使他的书法历久不衰，形成历史上最重要的流派。 王羲之真迹今已不得见，唐人摹本中最有价值的王氏一门书翰当推《万岁通天帖》，今藏辽宁博物馆。 王羲之以后的书家以草书名世者代不乏人。大体上都以王羲之为圭臬，如南唐李煜所说[善书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列举了九名大书法家，以说明他们只是取王之一端而变化扩充。但是，有创造性的草书大家毕竟不会局限于王体的藩篱，在唐代，颜真卿作为楷书大家，于行草书也独树一帜，行书兼具草意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在颜楷特点的基础上疾速运转，内含沉郁激愤，实为佳作。同在盛唐时代曾为颜真卿之师的张旭，开创了狂草的新风格，代表作流传下来的有《古诗四帖》《肚痛帖》等。 行书 行书之名始见于晋卫恒《四体书势》之《隶势》。文云：魏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刘德升。又有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钟有三体，其中：三日行押书，相闻者也。又说卫瓘：采张芝法，以（卫）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相闻书也。唐代张怀瓘《书论》云：子敬尝白其文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以上材料说明，早期对行书的概念并未固定，也无定名，或称行书，或称藁书，或称行押书，或称相闻书，但都指的是楷草之间一种写草稿、写函札用的书体。这种书体比楷书来得随便简略，笔画连带，但比草书要繁复，带有楷书的间架笔法。 《宣和书谱·行书叙论》云：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为之真行，兼草则谓之行草。按理推论，实际上任何一种字体都会出现这种书体。因为字体的出现是为了实用，自然实用就会有各种场所，严肃场合应该用当时的正书，日常所用，为追求简便快速，自然会出现简便草率的写法，所谓藁书、行押书、相闻书都是指的这种日常所用的书体。晋成公绥《隶书体》一文中说：“虫篆既繁，草藁近伪。这种所谓的近伪的草藁书，是种草写的篆书，即是秦篆中的一种。 行书既然是介于楷、草之间的一种书体，自然不是像隶书、楷书那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和笔法，而是在书写时按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程度的楷、草结构和笔法。行书出现在汉中期以后，是在隶书草化和楷化过程中产生的，并不是先有楷书后才有行书，楷、行、草书可以说是同个时期出现的，它们相互影响，自行发展。历史上有刘德升（约生活在公元147——189年前后）造行书的说法。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以造行书擅名。实际并非如此，刘德升只不过是将民间流行的行书结体、写法加以整理、美化。后来，刘德升的两个学生钟繇和胡昭水平超过他。 行书在汉代中晚期还处在草创阶段，虽然有像刘德升这样的名家出现，但至今已无他的真迹可寻，自然也就谈不上他的行书面貌如何了。传有蔡邕《力捷帖》等墨迹，也是靠不住的。现存的实物资料，有简牍，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带有行书的墨迹；民间容器、砖刻中的文字，如东汉熹平元年瓮、永寿二年陶瓷的题字，延熹七年的砖刻，大部分是民间手书。在这些书迹中，虽有结体简便、用笔连带的书体出现，但用笔无顿挫，顺入顺出，圆转笔随意，这也许由于民间书手未经过严格训练，也许由于当时楷书尚不成熟。但从中亦可以看出行书体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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