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秦桧死的前后资料

还有秦桧死后宋朝的走向及灭亡,我要写小说用3q了

  这里有一大堆秦桧的资料,自己看看有没有用吧

  秦桧是否金国奸细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秦桧一定是奸细,但有边缘性的证据证明秦家和金国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宋人和金国的关系。

  * 关于秦桧的南归,他自己说是“杀监己者奔舟而归”。但绍兴初年做过宰相的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说:“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赉(又名达懒、达兰,即秦桧在金国为奴时的主子、最早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完颜昌)任用,至是与其家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其行,然全家来归,婢仆亦无损,人知其非逃归也。”
  * 秦桧在宋钦宗时任御史中丞等官,曾反对割地而主战,反对金人立张邦昌为帝,故被金军强令北上。在其它宋朝北上官员流放到广宁府(即辽之显州,治广宁,今辽宁北镇县)时,惟独秦桧由金太宗赐给完颜昌而留在燕山府[3]。
  * 秦桧在完颜昌属下充当“任用”,后升为“参谋军事”。完颜昌1130年攻打楚州时,秦桧为完颜昌写过劝降书。赵立的楚州之战,和王禀的太原之战、李彦仙的陕州之战并称,是靖康建炎宋军守城三大战之一,金兵都攻了数月到两年才攻克。1130年十月,完颜昌攻破楚州后不久,秦桧即被放归南宋[4]。

  秦桧在主和派里的地位

  宋高宗赵构语录

  宋高宗赵构本人在秦桧的生前和死后,多次把对金议和的首功归于秦桧,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
  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八月癸丑日(阳历1148年9月12日),赵构和秦桧的谈话:
  ‘朕记卿初自虏归,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而梗于众论,久而方决。今南北罢兵六年矣,天下无事,果如卿言。’

  *
  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丁酉(阳历1155年11月19日),即秦桧死后次日:
  ‘执政奏事,上曰:“秦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

  *
  卷一七○,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未(阳历1156年1月16日):
  ‘上谓魏良臣、沈该、汤思退曰:“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宜协心一意,休兵息民。”’

  秦桧和赵构之间的关系

  秦桧和赵构之间的关系一直有争议。一方面,1140年后,和金国有关的大部分政事,赵构均对秦桧言听计从。杀岳飞一事,《宋史》据查蘥所言,认为是金国主帅完颜宗弼(兀术)担心黄河以北一旦遭到十万岳家军进攻而不保,为秦桧所坚持的《绍兴和议》定下的谈判前提:“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绍兴和议》后,金人要求“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秦桧)”[5],宋高宗被金人剥夺了罢免秦桧之权,如果和议不废,秦桧就成了终身宰相。绍兴和议最后于1161年被金海陵王完颜亮撕毁时,秦桧已于1155年死亡,终身宰相成为既成事实。秦桧为相期间,权力很大,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甲申(1156年1月5日)载:“诏: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1155年前,能够“已奉特旨”不从皇上赵构那里取旨的大臣,指秦桧而言。《宋史·刑法志》中也指出秦桧有“诏狱”等特权,和宋高宗赵构的关系不似一般君臣的关系:“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卨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脏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故不备录云。”朱熹《戊午谠议序》评论说:“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

  另一方面,在处理和金国关系不很明显的南宋内部事务中,赵构仍然能够制约秦桧。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记载,主战派胡铨反对《绍兴和议》,上了一道有名的乞斩秦桧之头的奏章,立即受到秦桧的反击,被贬为“昭州编管”。胡铨因“妾孕临月”要求稍迟数日起程,结果被秦桧派临安府“遣人械送贬所”。赵构下诏说胡铨的上疏是“肆为凶悖”,“导倡凌犯之风”,不许其他人效法。但秦桧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赵鼎、李光、胡铨、胡寅等五十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6],却始终不能如愿。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十一月赵构便去郊外祭天,发布大赦,赦免了和秦桧对立的人,也算一种政治平衡术。

  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是赵构的生母韦氏,是在南宋朝廷以牺牲岳飞为代价签订《绍兴和议》、岳飞被杀后三个月即被放回的。按照当时信息的传递方式,岳飞于绍兴十一年除夕夜(1142年1月27日)被杀,南宋使节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月带着正式照函从岳飞被杀的临安(今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韦氏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光单向行程就要数月。韦氏四月丁卯即启程回宋[7],八月到达宋都临安。从正月到八月,除了用时在行程脚力上,金国非常配合赵构和秦桧,没有拖延。。而1161年《绍兴和议》被金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后,赵构也于第二年退位为太上皇,宋孝宗上台后马上为岳飞平反,赵构却没发表任何意见,既不支持,也不阻挠。岳飞的命运,可以说是因为赵构和秦桧一心要达成的《绍兴和议》的产生而毁灭,又因为《绍兴和议》的毁灭而昭雪。

  秦桧之《遗表》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

  秦桧《遗表》曰:‘死生夜旦之常,难逃大数命义。臣子之戒,敢竭愚衷。属馀息之将辞。恋清时而何及?伏念臣早缘末学,奋自书生。当见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质之分。画疆之遣,元枢飞掩。报之符存赵之陈,具寮奉惩断之指。仓皇皇奔走从君,衣冠不变于中华,觐会自依于常度。虽历九死其未悔,犹冀一言而可兴。草徽庙之二策,身居营窟,心在周行。洎浮海以言旋,举同朝而趣异。下石而挤者纷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圣之深知,排群疑而复用。延登右揆,峻陟维垣。专秉任于钧衡,奉畴咨于帷幄。入而告后,玉音常许。其无心出则称君,舆论共推于得体。上遵成算,复建中兴,惟聪明睿智之绝伦,因古昔帝王之未有。挺身死难,救民于仗节之初;修睦休兵;寻盟于奏峨眉山之后。是谓乐天,以保天下继代,以率功名居然。甯亲以甯神,盈城而盈野。德之厚也,臣何力焉?臣感陛下推心委用之诚,进期毕命;睹陛下求治焦劳之切,退欲忘身。但知方疾以尽公,不敢辞难而避事。仰勤宸注,亲屈帝尊训词矜恻于孱躯,天步迈临于寝室。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言。顾愚臣知遇之若斯,虽举族捐糜而曷报。而臣上负乾坤之造,莫知药石之功,病在膏盲,命垂晷刻。阙廷注想,难瞻穆穆之光;黾鼎妥安,尚抱拳拳之恨。念吁天而靡逮,忍将死以犹言。文虽不伦,义或有取。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谨保清躬,万寿无疆。行奉东朝之养五兵,不试永居北极之尊。益坚邻国之欢盟,深思社稷之大计,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以治乱为著黾,以贤才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从,缓刑乃得众之方,训本乃富民之术。虽渊衷之素定,在愚虑之实深。凡此数端,愿留圣念臣形留神往,泪尽辞穷。忧国有心,敢忘城吨之策;报君无路,尚怀结草之忠。’

  秦桧在临死之际所担心的是,在他死后,赵构可能又听信“邪党”的话,动摇了“邻国之欢盟”,不肯坚守其为丞相期间所定之“国是”。

  秦桧对岳飞异乎寻常的憎恶

  《宋史》载,秦桧因为憎恶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和岳飞的姓相同,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改为纯州,直到元末写《宋史》时仍然叫纯州。

  《宋史》评价

  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桧死,帝方与人言之。

  桧立久任之说,士淹滞失职,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与擢用。自其独相,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如孙近、韩肖胄、楼照、王次翁、范同、万俟禼、程克俊、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跻政地。既共政,则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听桧弹击,辄以政府报之,由中丞、谏议而升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阅月,或半年即罢去。惟王次翁阅四年,以金人败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论,桧德之深也。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桧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辨,但以一二语倾挤之。李光尝与桧争论,言颇侵桧,桧不答。及光言毕,桧徐曰:“李光无人臣礼。”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术。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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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3-16
秦桧生于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卒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登第,补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曾任太学学正。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与宋徽宗、钦宗一起被金人俘获。南归后,任礼部尚书,两任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

生平

秦桧出身在一个中小地主的家庭。他父亲当过静江府古县(今广西永福县境)令,这在宋朝统治阶级中只算得上一个小官。秦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疾速地飞黄腾达,因此做过乡村教师。他对这个职业并不满意,甚至牢骚满腹,说“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他要求不高,只要有几百亩好田,不再当“童子师”、“孩子王”,不再靠束修自给,也就可以了。但自从中进士后,他就扶摇直上了。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今河南开封),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这时身为职方员外郎的秦桧,提出了较为重要的四条意见。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路:二是金人狡诈,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三是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正确意见写进盟书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当时要弭兵就得割地。南宋派秦桧和程璃为割地代表同金人进行谈判。秦桧在谈判中尚能坚持上述意见,于是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后来,金统治者“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朝中百官在讨论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剖地,秦桧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可。

在宋徽宗,钦宗被俘后,女真贵族要宋朝遗臣推立张邦昌为傀儡,秦桧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张邦昌过去附会有权势者,干的是有损国家利益的事。而大宋江山倾危,人民苦不堪命,这尽管不是一个人造成的,但张邦昌是推卸不掉他的责任的。对此,人民群众痛恨他象痛恨仇敌似的.如果给他地盘,又让他主宰人民,那么,各地的英雄豪杰定会联合起来鞭责讨伐,张邦昌最后也成不了大金的重臣。一定非立张邦昌为帝,“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从秦桧提出对金的意见,割地问题上的主张以及反立张邦昌为帝来看,还没有发现他这时有投降活动的迹象。他的官位已提到了御史中丞,威权颇重了。

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为借口,将他捉去,同去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从等.这时宋徽宗得知康王赵构即位,就致书金帅粘罕,与约和议,叫秦桧将和议书修改加工润色。秦桧还以厚礼贿赂粘罕,金太宗把秦桧送给他弟弟挞懒任用。从此,秦桧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挞懒,逐渐成为他的亲信。

建炎四年(1130年),金将挞懒带兵进攻淮北重镇山阳(即楚州,今江苏淮安),命秦桧同行.为什么要秦桧同行呢?从挞懒的策略看,诱以和议,内外勾结,才能致南宋于亡国之境。这个“内”,只有秦桧可用。而秦桧卖身投靠女真贵族的面目,在南宋朝野还未彻底暴露,所以金统治者把秦桧作为合适的人选了。因此,秦桧南行前与妻子王氏密商计议,作了一番戏剧性表演。王氏故意大喊大叫说:“家父把我嫁给你,当时有资财二十万贯,要你我同甘苦。现在大金国信用你,你就把我丢在路上。”争吵不休.挞懒妻子一车婆听到了,就请王氏到家里问个究竟.王氏全告诉了。这一车婆又说给挞懒,于是也叫王氏以及侍从同秦桧南行。山阳城被攻陷后,金兵纷纷入城。秦桧等则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井要杀他.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从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大家以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而以礼相待,后来把他们送到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

秦桧南归后,自称是杀死监视他们的金兵夺船而来的。臣僚们随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孙傅,何粟、司马朴是同秦桧一起被俘的,为什么只有秦桧独回?从燕山府 (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二干八百里,要爬山涉水,难道路上没有碰上盘查询问,能杀死监守人员,一帆风顾地南归?就算是跟着金将挞懒军队甫下,金人有意放纵他,也要把他家眷作为人质扣留,为什么能与王氏偕行而南呢?这些疑问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他辩解,并竭力举荐他忠于赵家皇朝.但疑团并没有完全消除。

《金史》中记载,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中书舍人孙大鼎上书追述秦桧被女真贵族纵归南宋的事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大臣们在黑龙江柳林集会,担心宋朝复兴.宋朝臣赵鼎、张浚志在复仇,宋将韩世忠、吴阶知于兵事.这样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结仇巳深,势难使南宋人民屈服,还是暗中先放纵为好.另在《金国南迁录》中记载,金国大臣考虑南宋复仇事,议及放纵秦桧归国,鲁王说,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顺我”。忠献王粘罕说,这件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三年了。只有一个秦桧可用.我喜欢这个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表面上虽然拒绝,而内心中经常能“委曲顺从”,秦桧始终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就这样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踞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其后,使南北对峙局势基本形成。

《宋史·秦桧传》记载,南宋政府虽几次派代表与金朝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际是从秦桧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朝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女真贵族的代理人。

秦桧南归后,送给赵构的第一件“见面礼”就是,要想天下无事,就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其中的“南人归南”,实只是一句空话,因为,肯不肯让南人南归,其决定权全操在女真贵族手中,是由不得南宋王朝如何如何的;而“北人归北”,则是女真人在 1129年入侵扬州时就曾号召过的,这一次又借秦桧之口把它提出。
由于南宋的军队和将领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人组成的,如果照察桧“北人归北”的主张去办,就等于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献给女真贵族,而且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受金人统治:就等于南宋自毁长城,自己解除武装,表明对金放弃武力抵抗。秦桧奉送赵构的第二件“见面礼”是他首先递上一份致女真军事贵族挞懒的“求和书’。赵构感到秦桧“忠朴过人”,得到他,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说“又得一佳士也”。秦桧得到赵构如此赏识,就迅速爬上了宰相宝座。被罢相伺机再起,与金国签订和约。
秦桧的两件“礼物”摆在赵构面前,又使他十分担心地“睡不着”。他不得不考虑,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方人,该到哪里去呢?秦桧又说,有“ 二策”,即以河北人归还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豫(他是南宋初年金统治者扶植的傀儡),当宰相几个月,这“二策”就可轰动天下。而赵构说,自己并没有听到什么震撼性的消息.大臣綦祟礼把赵构的这些意思通告朝廷内外。从此,人们开始认识到秦桧的奸邪了。秦桧的主张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只因那时赵构还怵于抗战派士大夫以及全国军民的议论和气势,还没有下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所以,秦桧的这条投降路线未被采纳,秦桧本人竟以此而被斥逐出南宋王朝。后来证实,金朝使节到南宋,要求全部送还北方人,恰与秦桧“北人归北”的主张相吻合.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这正是秦桧与金人合谋的结果,秦桧的面目又被看清楚一些。
秦桧投降卖国的政策,一时难以实现,只得忍受着暂时的挫折,静观宋金政治风云的变幻,伺机东山再起。绍兴五年(1135年)粘罕死,挞懒得势。绍兴八年 (1138年),赵构又起用秦桧为相.吏部大臣晏敦复忧虑地说,秦桧是“奸人相”。但因挞懒是秦桧的老主子,这个老主子是主张用诱降议和的策略来促使赵构上钩的。秦桧、赵构和挞懒内外勾结,不愁南宋不亡。
秦桧看到宋金形势在不断地向有利于自己推行乞和求降政策的方向发展,认为此其机也。于是在宋金谈判前夕,以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威势,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构进行反复试探和考察,增强其求和信心,坚定其投降立场。 南宋大臣在朝见赵构之后,只有秦桧留下面奏.请看一个昏君和一个奸相的绝妙对话;秦桧说:“臣僚们对议和畏首畏尾,首鼠两端,这就不能够决断大事。如果陛下决心想讲和,请专与我讨论,不要允许群臣干预。”赵构说:“我只委派你主持。”秦桧说:“我恐怕有不方便之处,希望陛下认真考虑三天,容许我向您另作报告。”过了三天,秦桧又留在赵构身边奏事,赵构想讲和的思想已经很坚定了,但秦桧还以为没有达到火候,他说:“我恐怕别的方面还有不方便,想请陛下再认真考虑三天,容我向您另作报告。”赵构说:“好吧!”又过三天,秦桧就象当初一样,独自留在赵构身边奏事。他清楚地掌握了赵构确实坚定不移地要讲和了,于是拿出早已草拟好的向金求和书,仍声称不许群臣干预。
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铨、韩世忠、张浚、王庶,岳飞,李纲等反对议和的上书,签订了第一个宋金和约。赵构怕事,装病躲进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从此,秦桧在朝廷中的身价提高了,宋金战和问题开始由他左右。

《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秦桧再相,历时十一年,南宋朝廷大体上做了四件事:(一)养练士卒,形成一支可与金人抗衡的军事力量;(二)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政权的财力;(三)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后方;(四)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正因为如此,才保住相当于北宋时期三分之二的版图。

就高宗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以后,群雄割据,义军蜂起,如果高宗专意求和、乞降,谁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事实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势力很快能聚合起来,说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恢复”的旗帜丢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建炎年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虽然不十分坚定,毕竟还是同意了。
高宗专意乞和,则是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的事。正像朱熹所曾指出的那样:
“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戊午谠议序》)

秦桧“始唱邪谋”,应该从他代徽宗上书完颜宗翰算起,在那封书中明确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进贡”,因而深得宗翰的赏识,宗翰把他推荐给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赐给完颜昌。南归以后,初见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议,进呈了代拟的乞和“国书”,这份“国书”后来改用刘光世名义发出,高宗因之许以“朴忠过人”。但这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权的宗翰一派,还不愿放弃消灭南宋的主张,高宗也还动摇在和战之间,所以,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完颜宗翰死后,完颜宗磐、完颜昌掌握了金国的大权,对南宋采取了诱降政策,秦桧东山再起,主战派在自相倾轧中内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转向专意乞和。

秦桧是在赵构委托他充当对金投降的全权代表之后,才开始进入朱熹所说“中则挟虏势以要君”阶段的。进入这一阶段之后,朝廷一切重大举措,都取决于秦桧,高宗几乎不可能独立作出任何决定。秦桧在南宋王朝中所处的地位,便不再是居于皇帝赵构之下,而是能够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是赵构必须仰承他的鼻息的一个人物了。

当时有个叫胡铨的官员反对“讲和”,并上奏章乞斩秦桧之头,就正是在秦桧挟金人之势以要君的阶段所奏进的。他立即受到秦桧的打击,由秦桧亲自拟定,把他贬往“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编管”。他因“妾孕临月”,想稍迟数日起程,结果被临安府“遣人械送贬所”。几天以后,秦桧还觉得对胡铨的处分太轻,未必能使反对“讲和”的从此钳口不言,遂又胁迫赵构特地下了一道诏令,说胡铨的上疏是“肆为凶悖”,“导倡凌犯之风”,戒谕中外,不许效尤。(均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
这可见,进入“挟虏势以要君”这一阶段后的秦桧,已经是老虎屁股碰不得了,他的权势已经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无孔不入了。对这样一个人而若还称之为“区区一桧”,还认为他“亦何能”,那若不是真的昧于当时的历史形势,就只是被认为是有意为秦桧的各种罪恶行径进行开脱了。
第2个回答  2008-03-16
生平

秦桧出身在一个中小地主的家庭。他父亲当过静江府古县(今广西永福县境)令,这在宋朝统治阶级中只算得上一个小官。秦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疾速地飞黄腾达,因此做过乡村教师。他对这个职业并不满意,甚至牢骚满腹,说“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他要求不高,只要有几百亩好田,不再当“童子师”、“孩子王”,不再靠束修自给,也就可以了。但自从中进士后,他就扶摇直上了。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今河南开封),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这时身为职方员外郎的秦桧,提出了较为重要的四条意见。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路:二是金人狡诈,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三是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正确意见写进盟书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当时要弭兵就得割地。南宋派秦桧和程璃为割地代表同金人进行谈判。秦桧在谈判中尚能坚持上述意见,于是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后来,金统治者“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朝中百官在讨论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剖地,秦桧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可。

在宋徽宗,钦宗被俘后,女真贵族要宋朝遗臣推立张邦昌为傀儡,秦桧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张邦昌过去附会有权势者,干的是有损国家利益的事。而大宋江山倾危,人民苦不堪命,这尽管不是一个人造成的,但张邦昌是推卸不掉他的责任的。对此,人民群众痛恨他象痛恨仇敌似的.如果给他地盘,又让他主宰人民,那么,各地的英雄豪杰定会联合起来鞭责讨伐,张邦昌最后也成不了大金的重臣。一定非立张邦昌为帝,“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从秦桧提出对金的意见,割地问题上的主张以及反立张邦昌为帝来看,还没有发现他这时有投降活动的迹象。他的官位已提到了御史中丞,威权颇重了。

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为借口,将他捉去,同去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从等.这时宋徽宗得知康王赵构即位,就致书金帅粘罕,与约和议,叫秦桧将和议书修改加工润色。秦桧还以厚礼贿赂粘罕,金太宗把秦桧送给他弟弟挞懒任用。从此,秦桧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挞懒,逐渐成为他的亲信。

秦桧南归后,自称是杀死监视他们的金兵夺船而来的。臣僚们随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孙傅,何粟、司马朴是同秦桧一起被俘的,为什么只有秦桧独回?从燕山府(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二干八百里,要爬山涉水,难道路上没有碰上盘查询问,能杀死监守人员,一帆风顾地南归?就算是跟着金将挞懒军队甫下,金人有意放纵他,也要把他家眷作为人质扣留,为什么能与王氏偕行而南呢?这些疑问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他辩解,并竭力举荐他忠于赵家皇朝.但疑团并没有完全消除。

《金史》中记载,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中书舍人孙大鼎上书追述秦桧被女真贵族纵归南宋的事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大臣们在黑龙江柳林集会,担心宋朝复兴.宋朝臣赵鼎、张浚志在复仇,宋将韩世忠、吴阶知于兵事.这样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结仇巳深,势难使南宋人民屈服,还是暗中先放纵为好.另在《金国南迁录》中记载,金国大臣考虑南宋复仇事,议及放纵秦桧归国,鲁王说,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顺我”。忠献王粘罕说,这件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三年了。只有一个秦桧可用.我喜欢这个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表面上虽然拒绝,而内心中经常能“委曲顺从”,秦桧始终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就这样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踞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其后,使南北对峙局势基本形成。

秦桧南归后,送给赵构的第一件“见面礼”就是,要想天下无事,就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其中的“南人归南”,实只是一句空话,因为,肯不肯让南人南归,其决定权全操在女真贵族手中,是由不得南宋王朝如何如何的;而“北人归北”,则是女真人在 1129年入侵扬州时就曾号召过的,这一次又借秦桧之口把它提出。
由于南宋的军队和将领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人组成的,如果照察桧“北人归北”的主张去办,就等于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献给女真贵族,而且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受金人统治:就等于南宋自毁长城,自己解除武装,表明对金放弃武力抵抗。秦桧奉送赵构的第二件“见面礼”是他首先递上一份致女真军事贵族挞懒的“求和书’。赵构感到秦桧“忠朴过人”,得到他,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说“又得一佳士也”。秦桧得到赵构如此赏识,就迅速爬上了宰相宝座。被罢相伺机再起,与金国签订和约。
秦桧的两件“礼物”摆在赵构面前,又使他十分担心地“睡不着”。他不得不考虑,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方人,该到哪里去呢?秦桧又说,有“二策”,即以河北人归还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豫(他是南宋初年金统治者扶植的傀儡),当宰相几个月,这“二策”就可轰动天下。而赵构说,自己并没有听到什么震撼性的消息.大臣綦祟礼把赵构的这些意思通告朝廷内外。从此,人们开始认识到秦桧的奸邪了。秦桧的主张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只因那时赵构还怵于抗战派士大夫以及全国军民的议论和气势,还没有下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所以,秦桧的这条投降路线未被采纳,秦桧本人竟以此而被斥逐出南宋王朝。 后来证实,金朝使节到南宋,要求全部送还北方人,恰与秦桧“北人归北”的主张相吻合.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这正是秦桧与金人合谋的结果,秦桧的面目又被看清楚一些。
秦桧投降卖国的政策,一时难以实现,只得忍受着暂时的挫折,静观宋金政治风云的变幻,伺机东山再起。绍兴五年(1135年)粘罕死,挞懒得势。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又起用秦桧为相.吏部大臣晏敦复忧虑地说,秦桧是“奸人相”。但因挞懒是秦桧的老主子,这个老主子是主张用诱降议和的策略来促使赵构上钩的。秦桧、赵构和挞懒内外勾结,不愁南宋不亡。
秦桧看到宋金形势在不断地向有利于自己推行乞和求降政策的方向发展,认为此其机也。于是在宋金谈判前夕,以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威势,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构进行反复试探和考察,增强其求和信心,坚定其投降立场。
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铨、韩世忠、张浚、王庶,岳飞,李纲等反对议和的上书,签订了第一个宋金和约。赵构怕事,装病躲进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从此,秦桧在朝廷中的身价提高了,宋金战和问题开始由他左右。

就高宗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以后,群雄割据,义军蜂起,如果高宗专意求和、乞降,谁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事实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势力很快能聚合起来,说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恢复”的旗帜丢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建炎年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虽然不十分坚定,毕竟还是同意了。

秦桧是在赵构委托他充当对金投降的全权代表之后,才开始进入朱熹所说“中则挟虏势以要君”阶段的。进入这一阶段之后,朝廷一切重大举措,都取决于秦桧,高宗几乎不可能独立作出任何决定。秦桧在南宋王朝中所处的地位,便不再是居于皇帝赵构之下,而是能够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是赵构必须仰承他的鼻息的一个人物了。

当时有个叫胡铨的官员反对“讲和”,并上奏章乞斩秦桧之头,就正是在秦桧挟金人之势以要君的阶段所奏进的。他立即受到秦桧的打击,由秦桧亲自拟定,把他贬往“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编管”。他因“妾孕临月”,想稍迟数日起程,结果被临安府“遣人械送贬所”。几天以后,秦桧还觉得对胡铨的处分太轻,未必能使反对“讲和”的从此钳口不言,遂又胁迫赵构特地下了一道诏令,说胡铨的上疏是“肆为凶悖”,“导倡凌犯之风”,戒谕中外,不许效尤。(均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
宋金第一个和约签订不到一年,金统治集团内部就发生了政变,对南宋主张用诱降讲和策略的挞懒被杀,宗弼(兀术)上台。从绍兴十年(1140年)起,金撕毁和约,以宗弼当统帅,挥军直取河南,陕西。南宋抗金将领岳飞、刘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痛击金兵,打出了一个大好局面。金兵将校纷纷准备投降,甚至素以狡悍著称的金帅乌陵思谋,也控制不了部下,只能下令待岳家军到即降,金将军韩常想以五万骑兵内附,岳飞迎着胜利的形势,非常高兴,对部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女真族根据地),与诸公痛饮耳!”正待不日渡河,而秦桧却想把淮河以北土地送给金朝,命岳飞退兵.岳飞给朝廷的报告说:“金人锐气丧失,气节败坏,把装备粮草全部丢弃,疾走渡河.而我军将士听命效劳,所向披摩.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要求乘胜进军。秦桧深卸岳飞抗金意志不可夺,就先撤张俊、杨沂中的军队,而后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严令迅速退兵。赵构、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字牌(用木牌朱漆黄金字,使者举牌疾驰而过,车马行人见之,都得让路,一天要走五百里.用它传送最紧急的军令诏令),紧催撤军,岳飞愤慨惋惜地哭着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下令忍痛退兵.人民拦马痛哭,岳飞悲泣.以赵构、秦桧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是实权派。他们既担心抗金战争的顺利发展会激起女真贵族的不满,也忧虑岳家军的迅速壮大,会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因此,胜利在望之际,迫令岳飞撤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唯恐重要将领难于驾驭,就想法收他们的兵权,以扫除不利于他投降活动的障碍。于是密奏召三大将韩世忠、张俊、岳飞入朝,“论功行赏”。三将到临安,韩世忠、张俊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枢密使、枢密副使都是负责军国要政的)。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
宗弼得知秦桧解除三大将兵权,自毁长城的消息后,就乘机一再对南宋进行军事威胁。他通知赵构说,各路大军水陆并进,南下问罪,示意,如肯顺降,须以淮水为界,把淮水以北土地和人民割让给金国。同时,金朝派人指使察桧,必杀抗金战争中最出力的岳飞,才可议和.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十月间,秦桧按金人授意,兴起岳飞之狱.他派谏官万俟卨收集伪证,组织狱词,罗织罪名。秦桧又串通张俊,收买、勾结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部将王贵、王俊等人,秉承秦桧意旨,诬告张宪欲据襄阳为变,以谋恢复岳飞兵权.张宪遂被捕入狱,将岳飞,岳云父子也送大理寺(甫宋最高审判机关).岳飞被捕后,秦桧加紧投降活动。十一月,宗弼派萧毅到临安,提出“划淮为界,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割唐、邓二州’为议和条件.这就是宋金第二个和约,史称“绍兴和议”。
和约签订后,秦桧照女真贵族意图,变本加厉地迫害岳飞等人。岳飞被捕已两月有余,“罪状’还投编造好.一天,秦桧独居书室,吃了柑子,用手指划柑皮,若有所思。秦桧妻王氏素来阴险,看见秦桧的动作就讪笑着说,“老汉怎么一直没有决断呢!捉虎容易,放虎难哪!”秦桧听懂了王氏的意思,写一张小纸片送狱吏。岳飞当天就死在狱中,岳云、张宪被杀于市,这一天正是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 秦桧深恨岳飞多次声盲和议失策,又上书赵构要求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这都与秦桧的投降政策相违背,所以秦桧总想杀掉他。岳飞被捕,有正义感的臣民愤愤不平。岳飞将被害时,韩世忠十分气愤,质问秦桧,岳飞父子究竟犯了多大罪,事实如何,有什么证据?秦桧说:“莫须有”(这是当时的口语,意思是“可能有”,“也许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这时韩世忠已罢枢密使之职,他满腔愤患,只得骑驴载酒绕西湖了。岳飞被害后,家属流放岭南,被株连者或坐牢或流放,或死于狱中,相反,凡跟着秦桧陷害岳飞的,都各有升迁。 总揽大权 排除异已 秦桧除将岳飞等陷杀外,对南宋其他忠臣良将,也不放过。迫害手法花样翻新。

罗织罪名,诬枉陷害岳飞父子和张宪而置之于死地,这就正是秦桧任凭“一时之私意”而“死则死之”的一桩典型事例。
秦桧死后不久,在赵构所发布的一道诏令中,对秦桧的擅生杀之权的事也已经加以揭露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甲申( 1156年1月5日)载:
诏: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 今后,三省将上取旨。
这里面的所谓“大臣”,当即专指秦桧而言;所谓“便作‘已奉特旨'”,实即“假传圣旨”亦即“矫诏”的同义语。在此诏中虽则未将岳飞狱案明确指出,但其必然把这一狱案包括在内,却是断然无疑的。在《宋史·刑法志》(二)当中,就更明确地指出,岳飞父子和张宪的冤狱,完全是由秦桧矫诏所造成的。其文曰:
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
(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卨 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
与当时的许多史实联系起来,例如,在岳飞系狱之后,凡要搭救他的,大都是去与秦桧交涉和争辩,上疏给赵构进行谏阻的人则极少,这就可以知道,《宋史·刑法志》(二)的这段叙述,每一句都是切合实际的。其中的论断,也全都十分公正。“名为诏狱,实非诏旨”,最能反映出秦桧制造岳飞父子及张宪这次冤案的真实情况。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研讨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便无法否认,秦桧是残害岳飞父子和张宪的元凶大恶。

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南宋灭亡。
第3个回答  2008-03-16
(我不是历史专家,下面材料是转载的,只供参考)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
......高宗任用秦桧为相。秦桧在靖康年间曾主张抗金,后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南返,由于他奉行投降政策,与高宗之意甚合。秦桧归朝仅三月就成为副宰相,八月后又成为右丞相。由于秦桧积极培植党羽,却对议和不甚热心,一年后就被高宗罢免。罢相后的秦桧韬光养晦,侍机而动。绍兴八年(1138年)五月,高宗又任命秦桧为右丞相。秦桧上台后,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高宗对于秦桧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高宗的警觉。例如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的孙儿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廿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接替相位,被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
秦桧死后,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员。高宗没有生育能力,因此他从太祖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最后赵瑗胜出。绍兴卅二年(1162年),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慎。绍兴卅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击退。此事让高宗萌生退意。绍兴卅二年六月,五十六岁的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慎即位,是为孝宗。他自己则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高宗成为太上皇后,纵情享乐,花费巨大。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高宗逝世。
偏安江南
孝宗即位后,改革朝政,力图恢复,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孝宗平反岳飞冤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北伐虽然一度胜利,但由于各路将领不和加上轻敌思想,北伐历时仅廿日就告失败。之后,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签定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但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继续整顿军备。不过由于虞允文等一批主战派将领的辞世,最后北伐事业不了了之。在内政上,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高宗死后,孝宗对政治日益冷感,最后决定让位于其子赵敦,也就是光宗。然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了精神疾病,加上他对自己非常不孝,让孝宗十分伤感。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孝宗去世。
光宗性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其父孝宗的周遭大臣,因此他即位两年后就日渐疯癫。绍熙五年七月,孝宗病死后,光宗依然不服丧。临安城内混乱不堪,局势不稳。宗室赵汝愚和赵彦逾便开始秘密策划立新君。最后,太皇太后下诏,光宗被奉为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扩即位,是为宁宗,改元庆元(1195年)。六年后,光宗去世。史载宁宗“不慧”,智商低下。宁宗一朝都被两名权臣——韩侂胄和史弥远操控。尽管宁宗智商低下,但总体而言尚算一名忠厚之主。
内忧外患
宁宗初期,赵汝愚任宰相。赵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于皇室任职宰相本就不合礼法,加上韩侂胄煽风点火,最后他被罢去相位。但是,民间依然十分怀念他,临安城门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诗文。韩侂胄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与排斥异己,假借学术之名,制造庆元党禁。将理学称为“伪学”,而朝中信仰理学的大臣又多反对韩侂胄。韩侂胄借此将信仰理学的士大夫全部赶出政府。
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见理学已构不成威胁,便解除党禁。但是,党禁不得人心,为了笼络士人,韩侂胄又借北伐的名义蛊惑人心。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贸然进行北伐,结果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北伐的失败让韩侂胄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政敌史弥远借此与主和派和韩的反对派集结成联盟。而金人又以杀韩侂胄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弥远等伪造密旨,将韩侂胄杀死。从此之后开始了史弥远专政时期。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大权独揽。
宁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于是他立沂王的儿子赵竑为太子。赵竑对史弥远的专政非常不满。因此史弥远废赵竑太子之位,改立赵昀为皇位继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三日,宁宗去世。赵昀接替即位,是为理宗。但是,史弥远继续其的专政,而赵昀也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理宗终于摆脱了史弥远的阴影。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理宗将史弥远旧党尽数罢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观。同时在北方,金朝正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面临亡国。朝中的对外政策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联蒙抗金;另一派认为应该铭记唇亡齿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训,援助金朝,让金成为宋的藩屏。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来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当朝大臣大多赞同,只有赵范反对。理宗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诺灭金之后将河南还给宋朝。但是这只是口头协定,没有留下书面协定,因此埋下了后患。金哀宗得知后,也派使节来宋朝陈述厉害,希望联合抗蒙,但被理宗拒绝。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灭金事宜。
绍定六年(1233年),宋军攻克邓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宋将孟琪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将金哀宗遗骨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
灭亡
宋端宗赵是和赵昺被元朝军队相逼南逃避难,途经香港九龙半岛一块估计约有300公吨的巨岩休息,后来附近的民众在那块可以容纳50多人的巨岩上,刻上“宋王台”三个汉字。原岩已被毁,图中岩石只是后人再立。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祺为皇储。由于赵祺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堕胎药,因此赵祺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祺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赵祺即位,是为度宗。
赵祺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终日在葛岭别墅中与妻妾玩乐,由于他好斗蟋蟀,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他禁止让前线战事让度宗了解。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拱、孟瑛、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这样忽必烈直接返回北方自立为汗。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国号为元。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九日,度宗去世,终年35岁。
度宗去世后,其长子赵㬎即位。当时,宋朝的统治已进入瘫痪状态。德佑元年(1275年)春,元军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大败。贾似道被贬,在赴任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德佑元年十一月廿日,常州沦陷,元军举行大屠杀。不久平江也告沦陷,临安人心惶惶。德佑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受降仪式,赵㬎正式退位。但赵㬎之弟赵是和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赵是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蒙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是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是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元军在南宋汉人叛将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世人不耻张弘范,特于此立碑“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嘲之,宋朝到此宣告彻底灭亡。崖山海战极为惨烈,据估计,宋军在此役中阵亡十万,海上都是尸体。身在元营的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参考资料:http://www.lishimi.cn/s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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