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妆
我们知道，在周代，人们就已用脂、泽、粉、黛来化妆了。然而，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卷三中却说“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此妆之始也”。学者们多认为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但笔者认为，宋人距周的时间总是比我们要近的，作为学者，高承也不会没有看过《诗经》和《楚辞》，他之所以这样写，不会没有他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周代的“粉白黛黑”多属索妆，彩妆在当时受观念的影响和化妆品制作工艺的影响，并不盛行。而秦始皇宫中的“红妆翠眉”则打开了面妆色彩上的桎梏，从而开启了后世历代色彩丰富、造型各异的面妆风潮。这就使周代的仅仅“粉白黛黑”，擦点头油，抹些面脂的简单面妆显得黯然无色，仿若根本就称不上算是化妆。我想这便是高承的初衷了。
由于秦朝的历史很短.仅仅15年。并且实行了法家的严刑峻法,把法家的功利主义与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得人民生活在极其残酷的压迫之下。因此，当时的劳动妇女对于化妆当是无暇顾及的，在文献中也很少有记载。惟有宫中的殡妃，生活优越，需整日妆扮以侍奉君主，才有化妆的可能。《事物纪原》中的“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一句，便可大致勾勒出当时的化妆是以浓艳为美的。
二、发式
在发式方面，秦俑的头发都是长发，复杂多样的发式均是用长发梳编而成，这和秦人蓄留全发的习俗是分不开的。秦人尊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对发须极为珍惜，爱护备至。秦代的法律明确规定，损伤他人的发须属犯罪行为，违者要处以刑罚。云梦秦简《法律问答》记载了几条保护发须的法律条文和典型案例，读来颇为有趣,具体内容是:(1)拔落他人的头发，如果被拔的一方有明显感觉，即可追究对方刑事责任。(2)父亲擅自剃掉嫡长子的发须，为父者应定罪处罚;主人也不得随意损伤奴牌的发须。(3)士卒二人拔剑斗殴，一人将对方的发髻用剑砍掉，应“完为城旦”，即判处四年徒刑。(4)有人与他人打架斗殴，将对方捆绑起来并拔光了其胡须眉毛，亦应处“城旦”之刑。如此郑重地把保护头发列入法律文书，在中国古代是不多见的。秦人不仅爱护头发，对头发的梳理也是异常精心的。而且，从秦俑的发式中，还可以明显地区分出秦俑不同的兵种、身份和等级高低，充分反映出秦人军纪的严明和高度的写实主义精神。
汉朝总结了秦亡的教训，采取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方针，与民休养生息，废除了秦王朝的苛刻刑法，减免赋税，保护并鼓励发展生产，从而使汉代社会趋于安定.产品也相对丰富，这就为妆饰创造了客观条件。铅粉、胭脂等化妆用品都是在这时普及的。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采取了宽松的政策，在提倡推崇道家思想的同时，也不排斥其它各家思想，并开始整理、研究文化典籍。同时，汉文化还吸取了大量楚文化，给北方文化注入了保存在楚文化中的原始巫术、神话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从而“产生了把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胆的浪漫幻想结合在一起的生气勃勃、恢宏伟美的汉文化”。这种恢宏的汉文化，对汉代女性美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化妆、发式的美感变化
在面妆方面，由于红蓝花的引进，使胭脂的使用日益普及，妇女们一改周时的素妆之风，而开始盛行各式各样的红妆。在眉妆方面，则一扫周代单调的纤纤蛾眉妆，而创造出了许多颇为“大气磅礴”和“以为媚惑”的眉式。再加上花钿与面靥的趋于成俗，都显示出汉代女性对美的一种无拘无束的追求。而且，自汉以后至魏晋、隋唐，屡屡出现的男子涂脂敷粉的现象，既表明了化妆术的日益普及，也表明了这一时期人们对美的一种宽容之心。
在发式方面，虽然女子梳高髻依然很多，但多局限于宫廷苑囿。在民间则广泛流行椎髻与堕马髻等垂髻，既易于梳理、朴素大方，又妩媚迷人。这种垂髻的大流行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是不多见的。而且，伴随着高髻与会髻的一绺“垂髾”，随风飘荡，缥缥缈缈，体现出汉代女性特有的一种飘逸、洒脱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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