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同性恋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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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男性研究的理论和酷儿理论
男性研究和酷儿理论可以说起源于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男性研究和男性气质研究(Masculinity Studies)比较成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男性研究就博得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有关男性和男性气质研究的论著频频出现。男性研究的出现直接受到女权主义者对性别差异传统解释的批判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男性气质(Masculinity)是指男性自治、男性支配、和家庭中男性独立于女性的控制。它关注于两个方面,其一,男性为获得支配地位所产生的焦虑、紧张以及所获的经验,其二,男性在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如何应对这种焦虑和紧张。男性研究把男人看作一个社会群体。
1.1 男性研究
总的来说历史上有三种主导男性研究的模式。按照Michael S. Kimmel的观点,它们是“生理学模式”,“人类学模式”,和“社会学模式” 1。
“生理学模式”研究男性与女性生理上的差异是如何导致社会行为的差异。例如,George Gilder2在集合了公认为男性与女性生理上的差异之后,提倡回归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角色。他认为,男性性欲(male sexuality)本质上是狂热的,旺盛的,并“坚持不懈”,“永无休止”。除非被强制性的控制,否则这种欲望会失去控制甚至会威胁社会稳定,而只有女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男人性欲旺盛时,女人来个“急刹车”,男人就不得不放弃他们所谓的社会功能“本性”。但是一些学者对其论述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因果关系令人误解,因为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说明一者是另一者的原因或结果,也不能说明这种因果分界线是从生理到社会的差异。这种生理证据的选择是不完整的,这种从“低等”的动物到人类的简单概括也是令人质疑的。男性与女性生理上的差异虽然也会对社会行为的差异起限定性的作用,但是不能规定男女在任一文化体系中的特定的思维、举止或反应的特征和方式。人生来可能是男性或女性,但是人是在文化背景中成为男人或女人的。
“人类学模式”从跨文化角度来观察和研究男性和男性气质的,强调的是男人在行为和特征上的变化。一些人类学家提出性别差异的普遍性来自特定的对环境的文化适应,还有的学者试图通过论证性别的流动性,来描述性别角色的文化变异。例如,Lionel Tiger 和 Robin Fox3认为由于男性与女性的人际关系(bonding)有本质的区别,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就具有普遍性。他们认为“本性”使得母亲与子女连在一起,因为母亲是食物和安全感的渊源,因此文化规定了女人的各种行为必须与抚育和情感相连。而男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成因于必要的“竞争性的合作”。Margaret Mead4对人类学的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坚持认为,在不同文化中,性别角色的规定需要一个结论来支持,即文化是这些差异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社会学模式”强调的是男孩和女孩的社会化是怎样包含对性别角色,尤其是生理上的性别角色的适应和调整。社会学家曾试图综合生理学和人类学的观点,形成一种对性别角色的系统化的解释。这种解释都适合于男性和女性的观点,特征和行为。因此,按照“社会学模式”的观点,男性气质通常与技术掌握,上进,竞争,认知抽象相关,而女性气质则与感情丰富,关联性,被动性相连。
这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对男性研究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当前,在美国,男性研究又出现了颇具影响力的第四种模式,即“社会构成派”(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del)。“社会构成派”认为男人不是生来的,而是创造的,男人创造了自己,同时很积极的构建了自己的男性气质,而这种构建只有在历史和社会的大环境下才能实现。人生来性别可能是男性,但是他形成男人的身份认同要经过一个与文化相互作用的非常复杂的过程。“社会构成派”认为男性气质的含义既不超越历史又不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而是根据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在同一文化体系内部也因时间跨度的不同而不同。
现阶段,男性和男性气质研究的焦点是那些被称为所谓的“有问题的”或“不正常的”男人的“变异”的男性气质,比如工人阶级男性,非白色人种,男同性恋者,年轻男人和老年男性的男性气质。也正是这些所谓的“变异”男性气质挑战了主导的男性气质的内涵,也正是因为这种挑战,使得学术上,从语言学角度上的说,单数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变成了复数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即强调不同的男性构建不同的男性气质。这种变化可以从下面一些论著中得到启示,比如Michael S. Kimmel编著的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和Michael S. Kimmel与Michael A. Messner合编的Men’s Lives等等。
1.2 酷儿理论
在中国,也有一些社会学者研究男性,但为数不多。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潘绥铭,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最值得学术界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银河教授译著的《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李银河教授把西方的酷儿理论引入中国,她与丈夫的合著《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被视为第一本中国男同性恋研究的专著,并填补了我国在同性恋研究方面的空白,这项调查研究采用了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方法和人类学的深入个案访谈方法,勾勒出中国男同性恋现象的概貌,对人口中这一群具有异常性取向的人们作了客观可信的描述。
酷儿理论可谓是男性研究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酷儿理论是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性理论思潮。“酷儿”是queer的音译,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有“怪异”之意,后用之概括同性恋理论。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认为酷儿理论有四大重要内容,即“三大挑战”和“一大意义”。
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是一种主流文化外的理论。“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5。
从理论上讲,同性恋身份永远与正常、规范存在着冲突对立,不管这个规范是当前居于主流的异性恋取向还是同性恋认同。酷儿理论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中汲取了大量的观念,包括雅克·拉康对弥散的不稳定的认同所做的精神分析模式,雅克·德里达对二元概念和语言结构的解构,还包括福柯的话语、知识和权利的模式6。现如今,酷儿理论作为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已经触动了人们的灵魂,成为同性恋者对抗一切传统观念的武器和力量。
中国同性恋也告别了隐秘时代。中国卫生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同性恋者,约占性活跃期男性大众人群的2%至4%。按此估算,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据张北川教授估计,目前,我国15岁至60岁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1000万。7
在中国,同性恋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社会应该对同性恋问题给予重视,应该对同性恋进行科学的研究,这不但有利于同性恋人群,而且同时更有利于全社会。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男性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中国学者乃至整个社会大众对中国同性恋问题的重视。
2. 中国同性恋现状及其话语权
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学界估测国内同性恋者约有4000万人之多,这还不包括更多的由于家庭因素不愿承认、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相对于中国的人口总数,可以说,中国同性恋者也是世界之大众。这意味着,我们身边每一百人中就有两到三人或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同性为伴侣。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说,目前虽然没有我国同性恋发生的数据与正常性取向者的对照数字,但可以肯定,同性恋者人数惊人,但此现象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足够的重视8。
1.1 中国男同性恋现状
由于受到传统家庭观念和社会环境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同性恋者一般都会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从外表形象上很难判断一个同性恋者,现实让他们不得不伪装。
90年代以来,中国同性恋者统计数量不断增长。一方面,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单纯的性取向问题已不再是伦理学讨论的焦点而被视为个人隐私更多的得到保护和宽容;另一方面,教育层次的普及和提高,也让更多有同性性取向的人正视并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更加速了同志圈子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让他们大胆地选择自己生活方式成为可能。有相当比例的同性恋者,是在上网时偶然接触到同志题材网页和其他资讯后,自己的同性恋意识才开始觉悟的。他们刚进入到这个圈子里时,都怀着一种新生的惊喜与憧憬来规划自己的未来。在他们的主观愿望中,他们的未来是与同志爱人组织一个与主流婚姻一样的家庭,当然,在形式上可能会有些不同,比方由于没有结婚证而不受法律的保护、失去道德力的约束等。这些后来都成了同志爱情最不稳定的因素。
1.2 中国男同性恋话语权
在福柯的理论中,“话语”并不是表示言语的替代词,而是处于历史中的产生权利关系的物质实践。话语存在于体制和社团之中,并对其起支撑作用,它与特殊的知识紧密联系9。
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受西方同性恋文化的影响,也有其特殊的话语:

l 同志/玻璃:同性恋者的代称。
l Gay:同性恋者,通常用来指男同性恋者。
l 兔子:台湾对男同性恋者的代称。
l 公司:同性恋者聚集的公园或露天的公共场合。
l MB:即Money Boy,男同性恋圈内提供有偿性服务者,有的地方称“鹅”。
l 1和0:在男同性恋者的性生活中,1是指主动的“丈夫”,0是指被动的“妻子”
l BF(Boyfriend):男同志称自己的情人为BF。
l 419,也称一夜情,for one night 英文的汉语简称。
l Gay吧:男同志酒吧。
l 熊:胖胖的男同志。
l 哥哥:男同志族群中,外表较具有传统异性恋男子气概者。
l 弟弟:男同志族群中,外表刚健,却兼具阴柔特质者。
l CC:sissy 英文的谐音,指气质阴柔,女人气的男同志。
l 直人(Straight):指异性恋或非同性恋者。
l 直同志:就是直人与“同志”的组合,是指认同同志、对同志友善、颠覆性别霸权位置的异性恋者。
l In the Closet(在衣柜里):这是一个比喻,指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向家人、朋友、认识的人以及社会隐藏其性倾向。相对的,当同志向他人表明其同志身份时,称为“出柜”(Come out of the Closet)。
l 现身(Come Out):也叫亮相,由“出柜”一词延伸而来,也是指采取行动对周围人与社会表明自己的同志身份。

之所以中国的男同性恋者有着其独特的语言,恐怕是来自全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的差异。社会大众用某些字眼来评价同性恋,比如,另类、边缘、异态,甚至变态、恶心、神经病、精神病等等。一谈到同性恋,人们第一反映就会想到HIV、想到艾滋病、想到吸毒、想到犯罪。总之作为一个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弱势群体,同性恋及同性恋者总会在各个方面受到歧视。中国的男同性恋的独特话语就这样应运而生了,明显地表明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虽然目前,中国仿佛是走出了“同性恋非病理化”这一步。中国的同性恋者能否得到公众认可和更多的法律保护?同性婚姻能否在中国出现?这仍是很多人期待的一个问题。
社会学家李银河提议立法保护同性恋者权益。她认为,现代社会,同性恋仍是一个弱势的族群。像《妇女权益保障法》一样,是否应该增多一个保护同性恋者权益的法律。她认为,同性恋者应多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要求。四千万中国同性恋者,有权利过享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有权利公开自己的性倾向,而不必担心遭受侮辱和敲诈勒索;有权利和多数人一样工作学习而不担心受到任何歧视;有权利去爱一个喜欢的同性,甚至有权利向他所爱的人求婚,并且要求法律来承认他们的这种婚姻关系。2006年李银河教授再次把《同性婚姻提案》上交全国两会,虽依旧未通过,但李银河教授是永远值得敬佩的。10
3. 中国男同性恋者在主流文化中的处境:对立与融合
3.1 中国男同性恋者与主流文化的对立
中国同性恋者是一个被所谓的“主流文化”所挤压的边缘群体。从发生机制上讲,无论是生理因素、家庭因素,还是心理因素,同性恋都是每个深陷其中的人无法自控的。在文化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人类很多无法自控的缺憾不断被包容的历史。在当今社会中,作为人类无法自控的缺憾,同性恋正处于排斥与包容的临界点上。
同性恋在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历史上,意味着严刑和极端待遇,就是因为同性恋的性倾向及其性行为历来被视为一种“违反人类天性的罪行”11。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从中世纪的欧洲开始,经历了英国的酷刑时代、美国的“镇压运动”和“恐同运动”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所收敛。在此过程中,同性恋人群成为所谓正常人群恶毒攻击的对象。在我们的社会中,虽然没有“酷刑”和“镇压”,但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歧视、偏见和恐惧还是普遍存在的,同性恋被视为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中国同性恋群体作为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与中国正统的主流文化所建立的异性恋“强势群体”身份认同产生了碰撞。在权利意识不断张扬的情境下,在全球伦理的压力下,在同性恋暴露出的麻烦中,在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交锋中,虽然主流文化也正在以一种包容的积极的姿态,接纳那些人类无法自控的缺憾,但是,本能的排斥与文化的沿袭相结合,仍然让大多数人认为同性恋是有悖于社会发展的。
3.2 中国男同性恋者与主流文化的融合
李银河教授在《同性恋亚文化》中指出同性恋是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但是,同性恋文化几乎还算不上“亚文化”。英文中的subculture是个社会学概念,根据Merriam-Webster的解释,它包括两个相联的定义,一为“社会中某一族群所特有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二为“在社会、经济和伦理等方面具有独特特征的族群” 12。由同性恋者构成的同性恋族群应该是第二个定义,若把同性恋文化归为亚文化,则是我们通常引用的第一种定义。在同性恋群体内部,他们拥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认知模式等等。同性恋文化并不是以一种亚文化的形态与主流文化相对立,同性恋文化应划分为主流文化的支文化,同性恋文化作为一个实体是主流文化的支文化。
无论是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同性恋支流文化的立场上,社会应该从各个方面保护同性恋者的利益,并给予他们明确的身份。婚姻法,从解放初期宣扬男女平等到现在主张异性爱而排斥同性爱,男女平等可以说实现了,为什么女女、男男就不能平等了呢?
同性恋群体由于社会现实而不情愿地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可以说在夹缝中挣扎着生存。同性恋群体拼命地想与这个现实的社会融合成一体,但是,传统的心理学加之传统的伦理道德,将“变态”这个字眼不负责任地强加在所有同性恋身上,何谓“变态”?“变态”相对于“常态”,“变态”即“非常态”。同性之间的爱并不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现象,只是因为同性恋处于少数,更是因为主流文化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作用,同性恋才不被社会所认可,所接受,更不受保护。虽然学者在争议“存在的是不是合理的?”,中国同性恋的存在我们也不敢说是否合理,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同性恋群体是存在的,也应该正视中国同性恋者。
4. 中国男同性恋者在主流文化中的身份构建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科学已承认同性恋不是一种心理变态,而只是个人“性取向”的差异。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把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删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13。医学病理上的归位,为同性恋者还原社会地位提供了科学依据,人们开始关注身边这群生活在灰暗角落里的“地下者”。2005年8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以生命的名义》,对话同性恋者;2005年9月29日,《南方周末》发表《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再次以个案解读同性恋的生存困境14。当社会因防艾而开始关注这一群体时,受压抑的困境开始促使同性恋人群争取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
4.1 社会对中国男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
在所谓的同性恋研究中,自我认同与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最近,学界达成了以下共识:在大多数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自我认同与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复杂而多变;诸如“同性恋”、“双性恋”、“异性恋”、“同志”(gay)、“酷儿”(queer)和“克隆人”(clone)之类的称谓,都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是社会建构把自我认同与行为表现加以联系而又令人琢磨不定。学术界习惯于把某些公开的行为表现(public performance)与个人的身份认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同性恋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落,而且大都与罪恶、丑陋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尽管有人声称它不再是游离于主流的边缘现象,不再被视为多元主义所谓的对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仍是尴尬的。整个社会的主流话语还是排斥他们的,他们的境遇尽管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公平依然存在,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婚姻、家庭、伦理以及法律。
4.2 中国男同性恋者自身的身份构建
在国外,为了排除社会的“歧视”和“偏见”,同性恋者自发结社、集会和游行,推动了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兴起。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同性恋社区的发展,同性恋酒吧的普及,以及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加深,同性恋开始对自身作为社会“流浪者”和“犯罪者”的地位日益不满,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寻求合法的地位和平等权利。这种运动不仅强烈冲击着传统道德观念,而且直接促就了一些国家的法律变革。例如,在美国,一些州开始允许同性恋结婚。英国政府也计划推出一系列保护同性恋权益的法规制度。
在中国,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可谓中国首次同性恋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但几经周折,最终夭折。该文化节文艺总监崔子恩在开幕前说:“同性恋也许不是金子,但肯定是这个时代黑白美丑的试金石。”
李银河教授欲在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上致开幕辞: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同性恋现象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在社会中造成了这一现象根本不存在的假象。少数进入人们视野的同性恋者,不是求医问药要求矫治的,就是犯了罪的。由此更增强了人们以同性恋为疾病、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的看法。
同性恋者应当像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样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享有自由选择性对象的权利,享有结婚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不应当被剥夺,被歧视,反而应当得到精心的呵护。因此,在我看来,这次同性恋文化节的意义不仅限于文化娱乐,而且是同性恋者本应享有的宪法权利的伸张。我相信,同性恋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将有利于公众对同性恋的了解,也有利于同性恋者对自身的了解,将使我国的同性恋亚文化更健康更蓬勃地发展起来。15
中国同性恋者已经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他们同样为社会的发展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性恋者也应具有享受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成果的权利以及要求与他人共同发展的权利。依法尊重同性恋者的人格尊严和选择自由,保障他们安宁、幸福生活的权利,是现代法治“以人为本”的基本体现。因此,全社会尤其是国家立法者,应当从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赋予公民平等权的高度,关注同性恋人群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诉求,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偏见,以宽容的心态和妥当的制度安排,去帮助他们构建和谐、健康的“同性社区”。
5. 总结:中国男同性恋者话语权发展预测
同性恋在中国的处境也像许多其他问题在中国的情况一样,面临的虽不是严酷的迫害和极端的仇视,却遭受主流社会的忽视和蔑视。这种处境使中国的同性恋者滋长了一种苟且偷安的心境,希望永远躲在阴影中生活,与世无争,不愿也不敢发起激烈的改造。这种情况看来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西方同性恋权利运动取得更多进展,例如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争得合法地位、同性婚姻权利、平等就业权利,在世界上更多的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有了更大的改变之后,中国的同性恋者才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被中国社会所接容纳。
中国的同性恋依然身抱琵琶半遮面,我们无法对未来做一个预期。但是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身边可能就有这些人,他们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可能是你的朋友师长。当他们的内心焦灼不安,有着强烈负罪感的时候,当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天性去做一些对自己和异性不利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输掉的会是一辈子的幸福。既然选择同性恋不是他们的意愿也不是他们可以改变的事实,既然在文明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幸福而和谐的生活,我们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群体应当祝福祝他们永远幸福!

(P.S:好难找~)

参考资料:http://xbwhyj.h162.1stxy.cn/main/ArticleShow.asp?ArtID=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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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2-22
我认为是对性方面的认识!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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