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把中国引向这条新的道路，这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代表一种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在中国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洪秀全活动的年代，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而在
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活动的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刚刚有了些发展，开始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但是，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在半殖民地曲折生长的条件下，已经造就其先天不足而后天失调，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因此也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可在另一方面，以个体小经济为主体的
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新的代表力量。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同样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满清王朝的对立面。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阶层。
“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惟一的希望就是接受
孙中山先生最早倡导的民主革命思想，以很大的热情来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和自然科学，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青年学生，有志之士曾先后出国，寻求救国真理。据查，仅1905年去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达一万多人。以同盟会会员的成分为例，在1905、1906、1907三年中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可考其出身379人，其中留学生和学生354人，占93%以上。[注1]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数字说明，当时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对宣传组织和发动这场革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如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其共同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它亦是
辛亥革命的行动纲领。在此《纲领》的鼓舞下，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建立新的共和国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19岁的邹容在所著的《革命军》一书中，就响亮地吹起了时代进军的冲锋号角。他说：“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可缺之饮食。尔毋自暴!尔毋自弃!尔之土地，占亚洲三分之二，尔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之外来之恶魔，则尔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民誉飞扬，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域；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革命军》和其他许多革命书报，在当时广泛地流传在国内外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对当时国内的劳动人民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鼓动作用。如：1906年安源煤矿工人6000余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举行的起义，1911年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举行起义响应反对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运动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各阶层人士所受到的影响。尤其是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时，孙中山曾对留日人员作这样的记述：“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者甚众。稍有缓却，则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注2]这种为革命事业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精神，在以后的多次武装起义中都有所表现。
同时，在一些革命报刊中，对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表现得也比较明显，他们鼓吹个人冒险主义，主张用暗杀来解决问题，并宣传这种暗杀活动的“好处”。如
《中国白话报》在《国民意见书》一文中说：“革命断非一次就可以成功的，而且此时各种学问都没有预备，各处人心也不能齐一，各等社会的意见更是参差不齐；……这时候做革命的过渡，就是刺客。这刺客是顶容易成功的。第一不要多花钱，第二不要多联体，……第三不至惹外国人干涉，……第四不至扰累地方多杀人命，……第五杀一可以儆百。”[注3]刺五大臣的吴樾，刺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都被传诵为慷慨悲歌的英雄豪杰。
蔡元培先生在上海任爱国女子学校校长时的办校方针是“其时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赞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识外，年长一班，则为讲法国革命史、
俄国虚无党主义等，且尤注意化学”[注4]。受其思想影响，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经常组织一批武装敢死队在西南沿海的某些地方或驻有清军士兵的军营中进行突然袭击，结果每一次都失败了。由于多次的起义失败，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反映。特别是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当时领导起义的骨干分子赵声、黄兴等，因遭受失败的打击而灰心丧气。可是，孙中山先生则认为：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日益成熟，若此时放弃革命，岂不太可惜了。于是就再次同黄兴等人筹划了著名的1911年4月27日的武装起义，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这次起义，同盟会在全国各省共招集会员800余人组成了敢死队，调运了700多支枪和300多颗炸弹。设立了40多处机关，很多人都写了绝命书，成功失败在此一举。结果又失败了。
此次起义的失败，对同盟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许多优秀的革命干部牺牲了。孙中山继续在美国华侨中筹款，同盟会失去了主宰。著名活动家赵声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在香港病逝。黄兴因失败而再次心灰，束手无策。胡汉民躲在香港吓得不敢见人。宋教仁在
上海组织了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其实是因不满而采取的独立行动。一个革命团体就这样形成了分裂、涣散和瓦解的局面。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国内形势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
武昌起义的枪声彻底敲响了满清政府的丧钟，曾经盘踞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武昌起义的成功，开创了辛亥革命的第一个胜利。虽然当时的
革命者揭立推崇“共和”，不惟“人”论，期盼革命早日成功，对所有拥护共和的人都愿意同其合作，甚至不管他们曾经沾满过革命党人的鲜血，乃至血债累累也无人过问，无人追究。以至于最后革命的果实落于旧势力和“立宪派”人之手。沉痛的历史教训，不得不引起更多知识分子的反思。据“史料”记载，可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多半出身于旧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国外留学所寻得的是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如法国革命、俄国虚为党等，这些都是追求的个人英雄主义、冒险主义，他们根本不主张深入民众，联系民众，因此使他们的武装起义一个接着一个的失败。再者，他们所代表的是少数一部分人的利益，即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陈庆华先生认为：“小资产阶级本来是一个经济地位不稳定，容易发生上升或下降变化的阶级。辛亥革命前的多数革命知识分子，在经历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大的动荡中间，也迅速发生分化变动。有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都完全成为资产阶级，像黄兴、宋教仁等投资办起厂矿公司。有些像
汪精卫，经过清政府、
袁世凯、蒋介石乃至日本帝国主义的收买，变成了大汉奸大资产阶级。有些人看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灰心丧气，从此不问政治。一部分人还坚持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跟随孙中山先生继续斗争下来。”[注5]因此这也是中国小资产阶级最薄弱的一面，也是他们屡次革命而不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二为：组织内部分裂、涣散思想严重，没有统一的领导。例如，“在组成同盟会的小团体里有一个团体叫光复会，又名复古会。它的会员有的拒绝参加同盟会，独立行动，著名的烈士徐锡麟就是其中的一人，他以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有的人参加了同盟会，可是又主张分裂，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太炎就是其中的一人，他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1909年竟散发传单攻击孙中山，辛亥革命以后立即宣告脱离同盟会，另组小派别。”[注6]孙中山先生虽然组织了许多次的武装起义，但是均缺乏在群众中做耐心的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既没有接济，又没有援助，再加上联络工作做得不好，所以起义屡遭失败。而每次失败，对革命团体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此不少干部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有的退却，有的隐匿，有的另立帮派。这也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其三为：自身力量太薄弱，对革命形势缺乏充分的准备。本来，武昌起义胜利后，同盟会设想是首先组织军队，然后再一路打过去，步步为营，最后占领全中国。但是武昌起义后的情形同他们的设想不大相同，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是传檄而定的。武昌起义不到两个月，除了东北、华北以外，各省都宣布独立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各省宣布独立的形式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1.新军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发动了起义，而自身又没有掌握政权的能力，其结果是政权从立宪派手里重新还到旧势力手中。
2.虽然是革命派掌了权，但由于自身力量薄弱，立宪派和旧势力一反攻，政权最后还是落于他们手中。革命派却遭到了旧势力的血腥屠杀。
3.当地一些立宪派人物利用群众的力量逼迫清政府官员自动宣布独立。结果只是把官衔从巡抚改为都督，原班人马，换块招牌，仍由旧势力掌握大权，可谓：换汤不换药。
4.新军和旧军打仗，新军赶跑了旧军，建立了政权，此种情况只限于云南省。
5.革命势力通过斗争，建立了革命政权，如四川省，当时的都督为同盟会会员张培爵。但后来同南北和议一样，政权还是落人了旧势力的手中。
综上所述，产生此几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革命力量实在是太弱了，他们太没有力量了。他们期盼革命早日成功，但又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掌握政权的能力。因此，凡是打着拥护“共和”旗号的党派或个人，他们都愿意同其合作，也不管对方是有什么目的。他们对共和制度的信心很高，认为可以以此来保障其自身的地位，他们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甚至想让革命暂缓发动，他们区别不了革命胜利后自己同其他拥护共和的人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在各党派纷纷活动的状况下拿不出加强自身和保护自身的积极办法。他们想联络更多的人来一同革命，可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唤起全国民众革命，条件是欠成熟的，尽管他们忍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奴役，可封建迷信、愚昧的思想却在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先生曾多次从文学作品中揭露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尖锐地刻画了社会的各阶层人物，尤其是对下层人物的描述，更是淋漓尽致。他的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有力地鞭挞了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和旧礼教。著名小说《阿Q正传》、小说集《呐喊》、《彷徨》等中的人物塑造，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如《阿Q正传》中的阿Q，《祝福》中的祥林嫂等这些人，让他们觉醒，让他们去革命，恐怕在当时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同时，同盟会正处于分裂和涣散的局面，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因此说，这也是造成辛亥革命没有取得最后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立宪派却恰恰相反，他们也知自身力量的薄弱，但他们在加强防范革命派对他们的排斥外，还积极的勾结旧势力，力图组成一个反抗革命派的联盟。尽管当时革命派处处迁就并拉拢立宪派，但立宪派始终不和革命派团结联盟，以致于最后形成了北京的临时政府代替了南京的临时政府，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
辛亥革命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但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带来了深刻的教育。屡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使他们认识到，在没有民众的支持和理解，在缺乏充分的准备和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的情况下，革命是断不能成功的。单靠少数热血青年的英雄行为只能唤醒部分劳苦大众的觉醒，从武昌起义的胜利到“南北和议”的结束，使他们更深刻的体会到，不但要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要巩固政权。要巩固政权，就必须有一个政党的正确决策和所领导的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中流砥柱。必须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联系和依靠广大民众，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彻底打倒封建主义，但毕竟推翻了满清政府，最终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因此说，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而中国的历史也从此有了新的转折。列宁同志在1913年《亚洲的觉醒》一文中说：“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中认识到这场民主革命是在封建的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发动的一场革命，由于其自身的软弱，再加上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的互相勾结，使革命一次次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只有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打倒，中国才真正有了希望。但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必须有新的革命理论指导。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以李大钊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就非常痛恨因革命失败而形成的乌烟瘴气的局面，在坚持斗争中深刻思索革命失败的原因，积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寻找新的途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接受并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上了和工农大众真正密切结合的道路。
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为铲除军阀割据的局面、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