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3-11-28
人们总是用“雄才大略”四个字来概括汉武帝的一生。的确，汉武帝很了不起，他一手造就了汉王朝的鼎盛时期。这归功于他大胆改革选官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知 人善任，使得各方面人才风起云涌，极一时之盛，进而成就盖世伟业。
譬如董仲舒是一流的思想家，桑弘羊是一流的理财家，卫青、霍去病是一流的军事家，张骞是一流的外交和探险家。班固的《汉书·公孙弘卜式传》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即使放眼通观整个封建社会，汉武帝时期的人才盛事也是历史上极为少见的。
值得称道的是，汉武帝的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流的人物都由他自己发现、培养、启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任何时代都潜存着各种各样的人才，有的留名青史，有的“胎死腹中”，全视制度和用人者。汉武帝一朝“千里马”众多，当然与他这位伯乐分不开。
那么汉武帝是如何搜罗人才、又有什么网罗人才的高招呢?
会用人的前提是认识人才的重要性，重视人才。汉武帝刘彻为太子时，卫绾为太子太傅。刘彻向卫绾求教治国之道，卫绾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子要想有所作为，关键在于得人。刘彻又问，北方匈奴气焰嚣张，如何是好？卫绾答，得人。刘彻再问，晁错七国之乱后，国家仍有内忧，又当如何？卫绾再答，得人。刘彻复问，民生凋敝，怎求殷实富裕。卫绾还答，得人。刘彻深受震撼。为政之道，在于得人，这个观念在汉武帝登基之前，就已经深深树立了。
托名东汉史学家班固写的《汉武故事》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武帝在郎署见到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郎官颜驷。颜驷告诉他：“臣曾侍从文帝为郎官，文帝好文而不好武；侍奉景帝时，景帝好美而臣相貌丑；如今侍候皇上，皇上喜欢年轻人，而臣已经老了，所以三世都得不到重用。”武帝听后深为震惊，这么一位三朝为官的老臣，就是因为逢不上皇帝所好，总也得不到提拔重用，这不是颜驷过错，而是用人疏误。武帝考察了颜驷的才识，即任命他为会稽都尉。据说，正是受此事启发，汉武帝对汉初的用人政策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汉武帝的过人之处，在于用制度化的办法来发现人才。
过去也有制度，用人重资历。汉初用人规定担任一定的官职还要有相应的财产标准。凡有两千石以上的高官，皆可保举子弟做官。这种近亲繁殖的制度，造成人才的退化，压制了优秀人才的崛起。
16岁的刘彻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兴廉举孝”诏书，“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宣布不讲出身门第，唯才是举，并把它制度化。这打破了传统的门第之见，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到了元朔元年，他又下诏说：“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武帝同意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制度，地方官如果不能举荐人才，就是不胜任，就要免官！
诏令一下，各地推举了不少读书人，广川人董仲舒，菑川人公孙弘，会稽人严助，以及各处有名儒生，都被推荐上来，同时进入京城，总数有100多人。汉武帝亲自召见这些人，询问治国良策。这些儒生，各倾所学，写成文章。汉武帝逐篇细读，看到董仲舒一卷，是详论天人感应的道理。说得洋洋洒洒，计有数千言。武帝击节称赏，叹为奇文。汉武帝询问治国良策，董仲舒把平生的学识，尽皆施展出来，将所学归为天人三策。“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后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
继此之后，汉武帝又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封五年等，几次要求各地推举孝廉、贤良、方正、茂材。他下诏表示要将这些“非常之人”破格任为“将相”或出使远方国家。汉武帝除令各地官员推荐人才外，还准许有才华的人写自荐书论政治得失。凡有才华的人，汉武帝按其才能大小授予官职。这样一来，人才一下子都涌现了，不光是推荐的人才，而且“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
正是这样的非常选才制度，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以脱颖而出。吴人朱买臣，性好读书，40多岁还是一个落魄儒生，家庭贫穷，砍柴为生。妻子不堪忍受贫穷，弃他而去。朱买臣上书自荐，又经同乡庄助引见，武帝予以召见，面询学术。朱买臣言《春秋》、说《楚辞》正合武帝意旨，遂拜朱买臣为中大夫。朱买臣就这样由贫农一跃而成为官员。后来，朱买臣又献策征平当时的闽越国，武帝听了他讨伐计划很高兴，便令他为会稽太守。朱买臣果然击破东越，汉武帝就升他为主爵都尉，列为九卿。另一位大臣主父偃同样出身贫寒，长期怀才不遇，游历齐、燕、赵、中山诸地，但不为各诸侯所用。元朔元年（前128年）他来到长安，直接向汉武帝上书九条，有八条谈及律令，一条谈及讨伐匈奴之事。主父偃所谈之事，正是汉武帝关心的事，汉武帝看了上书，立即召见，一席谈二人十分投机，遂拜为郎中。主父偃的同乡严安，也上书言政，武帝也亲自召见，并夸奖说：“相见恨晚了！”也授予郎中官职。主父偃连续为汉武帝献策，都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他的官职也一升再升，由郎中而中大夫，一年内连升四级。成为汉武帝的重要谋臣，他的削弱诸侯权力的“推恩令”创意对巩固皇权具有重要意义。
汉武帝不仅善于发现人才，更知人善任。客观地说，通过推荐、自荐选上来的人才，不免鱼龙混杂，未必都是人才，只能说是疑似人才，很有名不副实者。再说有的是孝廉，有的是文学，有的是贤良，才情不一，适合干什么也要考察。经一段时间考察，最后根据其所长，分别任用。比如司马相如是著名的文学家，汉武帝用其所长，在建元年间从四川把他请到京城做郎官，从事审核和润色政府重要文告的工作。建元六年又让他以天子使节的名义，出使西南夷，抚慰那里的少数民族。唐蒙、庄助有外交才能，谋略过人，汉武帝就让他俩出使夜郎和东瓯，他们二人不负王命，终于在建元时期降服了夜郎和东瓯。而东方朔“不根持论，好诙谐，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