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它形成于战国时期。
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县与卿大夫的封邑不同，是直接隶属于国君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利于国君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春秋中期以后，设县的国家增多，有的在内地也设置了县，县开始成为地方行政组织。春秋末期，有的国家又在新得到的边远地区设置了郡。这时的郡，虽然面积比县大，但是由于偏僻荒凉，地广人稀，地位却比县低。进入战国后，郡所辖的地区逐渐繁荣，人口增多，于是在郡的下面分设了县。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在边地和内地设置了郡县，产生了郡统辖县的两级地方行政组织。至此，郡县制开始形成。
郡的长官称“守”，县的长官称“令”，均由国君任免。郡县制使各诸侯国形成了中央、郡、乡一套比较系统的行政机构，对地主阶级实行集权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战国时期，郡县制虽然形成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各国分立，执行情况不尽相同。直到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才健全了郡县制，进而在全国推广。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352508.html?fr=qrl3 分封制与郡县制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传承制度不同。
分封制度萌芽于夏朝，盛行于西周时期，它是国君将田邑赐给宗室臣属作为俸禄的制度。受封的对象有三种类型：一是周王的同姓亲属即王族，二是功臣，三是古圣王的后裔即先代贵族的后裔。不论受封的是谁，一旦被封，都世代相传，即实行世袭制。
郡县制则与此相反，郡县的行政长官郡守和县令，均是由皇帝直接任免的，而且不能世袭，即实行的是任免制。
第二，职责范围不同。
在分封制下，受封的诸侯在封地内不但享有行政统治权，而且拥有对土地和人口的管理权，但受封的诸侯必须对周天子尽一定的义务。例如，必须定期朝聘周王，向周王贡献各种物产，接受周王之命出兵保卫王室或征伐反叛者等，同时对周王的婚丧嫁娶、巡狩等也要尽义务。
郡县制则不同，郡守和县令在辖区内只行使行政管理权，对土地和人口逐渐失去统治权。郡守和县令只负责管理人民，收取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
第三，“治地”方位不同。
分封制下的封地多位于授封者的周围，其中心地带为授封者，即国君或诸侯直接统治的中心。例如，国君直接统治的地区限于“方千里”的“王畿”之地，畿外之地则分封给各诸侯，目的是保卫王畿的安全，保卫四疆之土。诸侯的直接统治也常在封地的中心，称为“都”城，其附近或边远地区则分封给卿大夫做采邑。卿大夫以同样的原则继续分给士大夫。如此，王畿、“都”城、采邑处于各级封地的中心地带，四周之地均为受封者的封地，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众星拱月”的统治网络，体现了“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居中传统观念。
郡县制的情况多有不同。初建时，郡多在边远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如秦南平百越后，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北击匈奴，收复朔方后，设置了九原郡。县则地近统治中心的、较富庶的近畿地区。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郡和县的地区分布渐趋一致，最终发展成为郡统县的隶属关系。
第四，历史作用不同。
分封制体现了“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各封国具有保卫王畿、保护国君绝对安全的义务，这和西周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低、政治不平衡、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形相适应，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各诸侯国在封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而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王国演变成完全独立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国君的安全，酿成了列国争霸，互相兼并，国君权力衰微，大权旁落，最后导致完全分裂的政治局面。春秋争霸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是分封制的必然产物。
郡县制的出现及其推行，消除了由分封割据而带来的隐患，使皇帝能够直接控制地方的行政制度，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组成部分。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由此可见，郡县制对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社会调控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