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成就，大率三端：政治，学术，文章。此三事，皆有大创见，大突破。但未竟之业，未完之论，不确之言，自我否定也很多。
总而言之，大时代中天才知识分子之所为。
无论政治、学术还是文章，都有极强的关怀心。这种关怀，是数千年来知识分子所共通的。陈东、王夫之、顾炎武也。任公于其三者皆可见赤子之心。这份赤子之心，借由天才的文笔和厚积多年的学识，能够轻易感染很多人。
情怀用于文章，或可气盛言宜，汪洋恣肆。用之于学术，有能继绝学，开新面之得，又有以论代史，一叶障目之失。
任公的学说，满纸新论，择其一点可 作大文章，惜其文章都未能尽成，学说也就不能确立。规模既宏，偏颇亦多，任公海内共仰，他的只言片语，都有人信奉和辩驳，都能成一家之言，常人去学，必是语无伦次，岂不荒诞。
自然，我们钦佩任公的才华和功底，对中国文明和世界潮流，乃至政治社会，常常有很多洞见，但是学术体系的建立，不仅需要核心概念，还需要艰苦地建构和弥缝，需要沉下心来，步步为营，最终开宗立派。任公则天骋奇才，只顾把一个一个的疑问、判断、观点抛给后人，于己则“得其趣”，于学术则十分可惜。
清代大儒阮元说“少年科甲,往往目无今人,胸无古人,最是误事”。
梁启超少年得志，暴得大名，一生站在时代中心，当时可谓得意，影响力也一时无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脱离了转瞬即逝的舆论环境，学术史上，任公没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成就。是不是有点儿像微博，或是知乎？
参与政治，情怀是基础，但情势更为根本，最要紧的品质是袁世凯所讲的“谋定之后，行且坚毅"。缺了坚毅精神，情怀太切，则易迷失，又因自信，更易由迷失转为迷信，甚至陷入用新迷信破除旧迷信的轮回。当文人以此影响大众，则是以迷导迷，助长无休止的纷争。革命还是维新?，立宪还是共和?挺袁还是倒袁?
政治活动有很多形式，军事、民政、议会活动等等，最终是要靠事功对历史进程进行再造。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言论极多，但无论虚实，事功皆无。唯一可称道的，反倒是他后来深刻反思的戊戌变法。仅以此论，康梁在戊戌中的实际推动作用至今存疑，也反应出二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迷信与轻躁。
或曰，梁启超所有者学识、言论、声誉也，所无者权力、兵权、官爵也，而近代事功，必仰赖其所无者。理固宜然，然张謇所恃者何？孙文所恃者何？
千古不刊之论，早已出任公笔下：“人各有其难，能胜其难者方为英雄”。反观任公参与政治数十年，声名固盛，但最终无能胜其难者。其责李鸿章之失曰：“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已用”，任公数十年民之领袖，海内共仰，而其于国家之大计，建树甚少，不可谓不可惜。
以才华，情怀和事功三者而论，任公生而有天才，学乃有情怀，惜学术未竟，终无事功。是否也是缺了一份“不避劳苦"之心？
最值得敬佩和深思的，是梁先生做为知识分子的的责任感和入局之心。
对自己的政治和学术观点，梁启超的反思非常自觉且坚定，呼号维新，康梁分途，呼吁革命，鼓吹立宪，到晚年抵制帝制，每一次，都是刀尖舔血，险象环生。
有人说，任公后来有盛名护体，并不危险，此说诚不知痛痒，即便真有所恃，如此盛名而能决然反醒，自我否定，能做到者有几人？可见，他从自己的良心和判断出发，从没想捞到什么好处。
中国近现代史上顺风倒的无良文人如过江之鲫，这些政治乞食者心怀叵测，以被政客利用为荣，犹自以为利用了政客。任公之秉心纯正，襟怀坦荡，大不易。
梁启超的时代乃至今天，一直充满了焦虑和浮躁。浮躁和私欲一结合，碰撞出一大批反对者。他们对社会事务表现出强烈的介入欲，游走奔忙，痴迷于起草宣言、发布谈话，享受旁观者的痛快与反抗者的光环。与其说他们关怀民众，不如说他们愚弄和消费民众；他们浪费着民众感情，极大地透支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信赖与期待。
梁启超也与这些人决然分野，他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躬身入局，致力于建设，在险象环生的政治运动中，从未丧失信心，闭门不问，更从未沦为大言炎炎，不事建设的批判者。
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他都能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在局内，敬畏真理，在局外，持一份入局之心，梁启超展现了知识分子最最宝贵的，正气和谦逊。我们不能认为，这纯然是一个人的天赋才能，这种转换与坚守，必然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与阻遏，其中必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诱惑和危险。
君子正道直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或者，也是他与他曾经的传主——大清王朝的裱糊匠李鸿章——最相契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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