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清末人口快速增长原因
1、疆域的空前扩大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空间
清朝版图辽阔，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清朝在庞大的疆域内都建立起了实际有效的统治。陆地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
空前的疆域扩展也带来了大规模开拓边疆的热潮，清政府在新统治的范围内开垦了大量土地，并通过移民等方式充实边疆，缓解内地的人口压力，这一切都大大拓展了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
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全帝国的土地共有6亿多亩，而在光绪年间，耕地数量达到了9亿亩之多，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所有这一切都为清朝的人口增长提供了空间。
2、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
有清一代，虽然出现了深耕犁，水利高转筒车等新的农业生产设施，但是和明代相比较，技术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植棉区比明代有所扩大和增多。这一时期，高产作物的引入是农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来自美洲的玉米和番薯的引入与大面积种植，为人口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①玉米
以玉米为例，玉米传入中国大概在16世纪前期，即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到明朝末年，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省份引种了玉米。从玉米开始传入起到康熙年间，虽然从时间上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而且也传遍了各个省区，但无论从传播的广度或深度上都远远不够。玉米的大规模推广是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也就是乾隆中期到嘉庆、道光时期。这时，清代社会经历了康熙、雍正到乾隆初期将近七八十年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生产以及整个经济都有较大的发展。在乾隆以后的100来年期间，玉米在我国的发展大大地超过了以前的200多年，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四川、陕西、湖南、湖北等一些内地省份，至鸦片战争前，玉米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尤其在云、贵、川、陕、两湖、皖、浙等省山地已普遍大量种植，在广东、福建等其余南方省份则种植不够普遍。
②番薯（地瓜）
另一高产作物番薯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番薯原产于中美洲，后传至吕宋（今菲律宾）。国际上，流行地认为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1594年）。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清代番薯分布较集中的地区有闽广两省、闽浙赣皖低山丘陵区、鄂南湘南山区、四川盆地及山东中南部。董鸿勋《古丈坪厅志·卷三·农产分志三·地之种植节候之宜》说, 清代末年, 古丈县的番薯“民间以资日育。”一般家庭，只要能栽种一亩，如收获正常。就足够一年食用。足以可见番薯产量之高，以致民间流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俗语。
③水稻
同一时期水稻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清代雍正时期的京畿水利营田。直隶（京畿）地区水源丰富，由于北人不习水稻种植技术，雍正皇帝帝特从江浙等地选派30 名熟悉水田耕种技术的人到直隶地区教习水稻种植。水田耕种所需农具特命江浙等地工匠打制，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该地区人民水稻种植。这一切使得水稻种植业得以迅速发展，尤以中南部地区为突出，其中遵化州、天津府、保定府、顺天府的半数以上州县均有种植，水稻种植区域已占直隶全境十分之三以上。“岁以屡丰,穗秸积于场圃,粳稻溢于市集”仅以雍正五年（1727 年）为例，当年营田州县共有27个，营田总计3287余顷。
由此可以看出，清时期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我国，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至于有学者将康乾盛世称为番薯盛世。
3、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为人口增长扫清了障碍
众所周知，战乱不仅会导致社会的长期动荡，还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失，是古代中国社会人口增长的主要障碍。清朝自康熙平定三藩以来，虽然依照史书上记载战争依然频发，但纵观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战争具有规模小、影响小的特征，且主要集中在边疆局部地区。大规模的全国性战争的消失，稳定了社会秩序，为人们安居乐业、繁育后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创造性税收政策彻底解除了盘踞在人们头上的红线，激励了人口快速增长。摊丁入亩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客观上放松了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
其在人口方面的影响有三：一方面因为不再按人口数量征收丁银，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二是人口统计趋于准确，隐瞒人口数量的情况减少；三是在人口流动控制方面，从以前的人为控制转为通过税收政策调节，使人口流动下降。
在这里，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问题。从雍正九年年到乾隆六年，短短10年，甚至不过一代人，人口如何能从2900万迅速上升到一亿四千万？这不仅和摊丁入亩的政策有很大关系，还牵扯到传统中国的人口统计方法。
在乾隆六年的那次人口普查之前，传统中国一直采用的是从战国以来的保甲法。如商鞅变法时期，在全国设三十一县，县以下设乡和邑, 推行五家为伍, 十家为什，一家有雏, 十家连坐的“什伍连坐法”户籍制度。秦汉以降，中国正式进入了编户齐民的社会，在此时，“民”、“人丁”等都是封建等级概念, 而不是泛指境内所有人口。
清前期的人口统计中，“丁”实际上所指的是实际纳税的人口或者纳税单位——“凡民男曰丁，女曰口，未成丁亦日口，丁口系于户”，“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并不包括各种不用承担赋税的人群。有关县志中，甚至出现了半丁，分数丁的怪异现象。乾隆六年的人口普查，史无前例的采用了人丁编审法，其目的已不再试图确认纳税人口，巩固纳税基数。这不仅仅将皇族，八旗及其所辖奴隶，工商业者，佃户雇农等客户以及僧尼纳入统计范围，还使得大量隐匿逃亡的户口以合法的方式重新出现。在这里，清前期人口统计的谜团我们基本上可以解释了。
综上所述，清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空间，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为人口增长扫清了障碍。再加上人口统计方法的改变，最终促使了有清一代人口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