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叻”
十九世纪开始，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人民饱受战争、饥荒与贫穷之苦，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部分中国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只好决定飘洋过海到“石叻”（新加坡）来寻找新生机。
当新加坡港口全面开放后，大批的中国贸易商船如约而至。
许多生活在中国的人民也纷纷来到新加坡，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到了1821年前后，新加坡的华人已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200人。
各地的商船为新加坡贸易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将中国的丝绸、锦缎和茶叶运到新加坡，销售给欧洲的私营商人，然后将来自印度的商品带回中国。
新加坡河上的驳船码头和中国城（牛车水）已成为东南亚商船贸易活动的中心及全世界的贸易集散地。
南来新加坡的中国人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的亲戚生意越做越大，需要更多的人手；另一类则是身无分文，想要到外头闯一闯，希望能因此而闯出一个春天。
早期移居新加坡的华人，普遍都是出于谋生的目的而自发依靠宗乡关系的互相牵引，到达新加坡以后，往往聚集在一起，在当地求取生存和发展。
故此，他们孤家寡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番边”生活，大多数都抱着一种暂时“流寓”的心态，希望能在“番边”苦干一段时期后，或能衣锦还乡，与家人团聚，或能落叶归根，安享晚年。
在新加坡的华人中，福建人一直是占多数，大约是40%，潮州人排第二，但到了1901年，广府人取代了潮州人的地位。
要一直到50年代，潮州人才重新成为新加坡第二大的方言社群。
新加坡开埠后不久，华人先辈便在俗称“山仔顶”（朱烈街）、吻基（驳船码头）或称“十八溪墘”、“十八间后”（沙球捞路）、“猪仔场”（克拉码头）、“水仙门”（谐街）、“皇家山脚”（里峇峇利路）、“大老爷宫头”（指位于菲立街的粤海清庙），以及大坡二马路的“新巴刹”（马真街）等地开设胡椒、甘蜜等土产店，这些地区既成为商业活动中心，也成了昔日华人聚居的地方。
19世纪初、中期，华人在当地成为经济开发的奠基者和先锋力量，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同时社会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有些华人还受到殖民当局和当地苏丹、天猛公的倚重，于后涉足于政坛，成为华人社会合法的领导人。
19世纪60年代开始，还有更多华籍成功人士跻身于领导层，并获殖民地 *** 的垂青，先后成为政坛的重要人物。
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50多年中，还有佘连城、陈永锡、刘长意、蔡子庸、廖正兴、陈振贤、王邦杰、 *** 、李伟南、杨缵文、连瀛洲等相继出任华人参事局参事。
林义顺、佘柏城、王邦杰、林锦成、刘登鼎、佘应忠、叶平玉等为太平局绅。
这些职衔虽然是由殖民地 *** 所委任，但都增强、扩大了这些华裔移民在华人社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同时由于各自精明干练，富有公共服务精神，而在热心华侨事务、倡办华人教育和女子学校、推行社会公益等方面，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纪念当时艰辛创业而后发迹的先驱的功劳，新加坡有一批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区，如有进街、成宝路、金炎路、阿佛路、炳源街、振兴街、林大头路、余东璇街、义顺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