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一出生就双目失明的人，不认识太阳，向有眼睛的人问太阳是什么样子。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样子像铜盘。”敲铜盘就听到了它的声音。有一天（他）听到了（有人）敲钟的声音，把发出声音的铜盘当作太阳。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光像蜡烛。”用手摸蜡烛就晓得了它的形状。有一天，（他）揣摩一支形状像蜡烛的乐器龠（yuè），把它当作太阳。太阳和敲的盘、吹奏的龠（yuè）差别也太远了，但是天生双眼失明的人却不知道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不曾亲眼看见而是向他人求得太阳的知识啊。
抽象的“道”（道理、规律等）难认识的情况比太阳难认识的情况严重，而人们不通晓道的情况比生来就认识太阳的瞎子没有什么不同。通晓的人告诉他，即使有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启发诱导，也无法使这些比喻或教法比用铜盘和用蜡烛来说明太阳的比喻或教法好。从用铜盘比喻太阳而到把铜钟当作太阳，从把铜钟当作太阳而到把乐器龠yuè当作太阳，像这样辗转连续地推导它，难道还有个完吗？所以人世上的大谈“道”的人，有的就他自己的理解来阐明它，有的没有理解它却主观猜度它，这都是研求道的弊病。
既然如此，那么这个“道”最终不可能求得吗？苏先生说：“道能够通过自己的虚心学习，循序渐进使其自然来到，但不能不学而强求它（道）。”什么叫做“致”？
孙武说：“会作战的将军能招致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招致（处于被动的境地）。”
子夏说：“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坐在店铺作坊里，来完成他们制造和出售产品的业务；有才德的人刻苦学习，来使那道自然到来。”不是强求它而是使它自己到来，这就是“致”啊！南方有很多能潜水的人，天天同水在一起生活，七岁就能趟水过河，十岁就能浮在水面游泳，十五岁就能潜入水里了。潜水的人能长时间的潜入水里，哪能是马虎草率而能这样的呢？一定是对水的活动规律所领悟的。天天与水生活在一起，那么十五岁就能掌握它的规律。生来不识水性，那么即使到了壮年见了到了船就害怕它。所以北方的勇士，向南方的潜水的人询问来求得他们能潜入水里的技术，按照他们说的技术到河里试验它，没有不淹死的。
所以凡是不老老实实地刻苦学习而专力强求道的，都是像北方的学潜水的一类的人。从前以讲究声律的诗赋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合儒家墨家还兼及名家法家而不是立志在求儒家之道；现在以经学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只知道强求义理，而不是专力踏踏实实地学。渤海人吴彦律，是有志对经学作实实在在地学习的人，正要到京城接受由礼部主管的进士考试，我写
《日喻》来勉励他。
“日喻”的“喻”是比喻的意思，借用形象生动的事物进行比喻说理，是议
论中常见的一种
论证方法。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
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它告诉我们：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
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么“致”与“求”有什么区别呢?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给我们讲了另一个
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何在?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参见朱靖华《苏东坡寓言评注?序言》)。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
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
《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正如王文濡所评：“文以道与学并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诗，能令
老妪都解。
总之，观点是 求学论道要踏踏实实，经过自己亲身经历、实践才能掌握，而不能只依靠听取别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