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妇女/性别史研究：能为社会贡献什么？
1999年12月，笔者在纪念全国妇联建立50周年举办的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应邀作了一个《妇女史：能为和应为中国妇女做些什么？》的发言，时隔十年，我关注的议题转移了：“妇女/性别史”取代了“妇女史”，“为妇女”变成“给社会”。本文就学者研究取向的变化是如何受学术趋势、时代变迁的影响作一探讨。
国际妇女史研究趋势：
由妇女史到社会性别史
欧美国家196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引发妇女史的勃兴。那些曾亲历女权运动的女历史学者从运动前沿回到校园后，开始从历史探索受压迫的根源，同时发现她们的女祖辈在历史中的“失载”与“沉默”，于是女学者们开始努力填补女性在历史中的缺失，开始了以妇女为研究主体的妇女史研究。当时的妇女史是以妇女为中心的“关于妇女”、“为妇女”和“与妇女一起写作”的性别倾向鲜明的“女性写作”。其理论武器与核心概念是“父（男）权制”（patriarchy），矛头直指男性群体对女性整体的压迫。杰达·勒纳的《父权制的创立》全面论述该制度在欧洲建立的过程与原因，她的另一著作《一个多数群体发现她的过去》声称妇女的历史能被“发现”并服务于妇女。
80年代，“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广泛运用于历史研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中指出：社会性别是基于两性差异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是表现在意义、规范、组织机制、主体建构等诸方面交互作用的系统；社会性别还是表示和维持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和方式。这意味着要想改善妇女的状况，必须连同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一起改变。这样的分析比局限于父权制在家庭与资本主义市场中形成男人对妇女的控制要全面深刻得多。
进入90年代，社会性别史一度成为写作主流。学者们发现，社会性别史写作使原来妇女史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妇女”有被“性别中立话语”所冲淡、边缘化的可能。事实也如此。一些人认为，既然是“性别史”了，男女应平分秋色，而忽视了妇女在历史与现实的、仍居于与男性相比的边缘弱势状况。因此有学者一方面用写“妇女/性别史”来纠偏，一方面又提出用社会性别重写通史。90年代末，一些学者提出要“超越社会性别”，关注妇女身份的差异与流动，打破单一、固定的性别视角与性别分析方法，将妇女相关的更多的范畴、因素、身份等进行交叉分析，彰显妇女间的差别，把妇女与性别权力置于不同时空位置，进行“语境化”研究。
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转型
上世纪初，国内也有过妇女史研究的繁荣期，这与当时知识界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现代性诉求密切相关。一些男性学者从社会史、法律史、政治史等学科中滋生出有关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他们或疾呼妇女悲惨处境鼓吹解放妇女，或研究娼妓奴婢提出废娼放婢的主张等等，不一而足。自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奠定了妇女“压迫—解放”叙述框架以来，一直影响到如今历史中的妇女写作，只不过用唯物史观的“地位分析”代替了“压迫—解放”的框架。
8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曾一度活跃起来，但在传统史学界影响甚微。尽管妇女学界、史学界与妇联界都涉猎妇女史，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引入社会性别进行“本土化”工作，回到中国语境研究本土妇女与性别史，进行基础研究工作的系列探索，但至今仍属星星之火，蓄势待燎原。
在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分乘“三驾马车”，研究特点也各逞千秋：史界重在实证，妇女史界重在理论方法创新，妇联靠组织能量起到助推作用。二十多年来，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如民族史、生育史、教育史都有了以妇女为主体研究对象的佳作。在理论上，史界仍以“地位”高低作判断，对“权力”多有回避；而“女性主义史学”者对社会性别分析情有独钟，并在本土父权制理论厘清方面取得一定突破，特别是华夏性别制度体系的研究已被不同学科领域的妇女学者所认同。
研究者的主体性：
促使妇女/性别史的功能转变
在中国，女性主义史学无论妇女史从“为妇女”、“写妇女”出发，还是妇女/性别史从“为妇女”走向社会制度结构与权力分析以期从根本制度体系消除性别不平等，都是在强调妇女史的应用性与实践性。“妇女史”与“性别史”名称之别不过是研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并没有绝对分成前者是为妇女，后者是为社会的。
十年前笔者谈到的“妇女史能为和应为中国妇女做些什么”，今天提出“妇女/性别史给社会贡献什么”，反映女性主义史学使命与功能的一以贯之。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看似只针对“为妇女”，事实上所谓的“妇女问题”解决起来与男性难脱干系，这是从维新变法、五四运动到当代许多有识之士（男性）一直为之努力奋斗的；目前，更与男女共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息息相关。如十年前一系列的提问：为什么农村一定要生儿子？为什么会有家庭暴力？为什么在政界女性总处于少数？……十年后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拿农村一定要生儿子的问题来说，它至今已演化为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官方公布的数据最近三年连续在120徘徊，形成重大的人口安全隐患，其直接原因就是男孩偏好，再追问下去就是沿袭下来父权制性别制度与文化习俗长期建构而缺乏有效干预措施。当我们将汉族父权制性别制度研究成果用来分析农民传宗接代与养儿防老的两大“生男情结”，进行层层解析时，发现家庭制度的父系制、父姓制、父居制，这一套循环往复的制度系统借助约定俗成的文化风习的力量，代代相传，习以为常；再加上国家政策与基层非正式制度的性别盲点，助长了生男偏好，形成了生育养老方面种种困惑与难以解套的怪圈，导致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
当然，妇女/性别史的知识、理论贡献只是整个工作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跨学科与跨界域的合作。作为妇女史研究者，追逐学术前沿，潜心读书，扎实治学，不断创新知识提出新问题是应有之义，但应看到社会更需要学者树立社会关怀与人文精神，自觉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知识”，进行大众普及教育。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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