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三言”对商人形象、市民阶层的爱情婚姻观以及人性化的封建官吏等方面来探讨市民意识的体现。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对商人形象的贬低与摒弃，“三言”中的商人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多为济困扶危、慷慨好义的正面形象。作者对商业活动及商人形象的正面刻画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社会意识的变化、市民意识的兴起。“三言”中还描写了很多爱情故事。这些爱情故事不限于才子佳人，大多反映的是市井小民的爱情婚姻，从这些爱情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市民意识的兴起带来的爱情婚姻观念的变化，爱情婚姻不再执着于门当户对，不再执着于从一而终，而是更加人性化、更关注于人的需求。“三言”中的封建官吏也不同于脸谱化的刻画，更凸显了人性的一面。
【关 键 词】“三言” 市民意识 商人 爱情婚姻观
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市民意识也全面成熟，使市民文化日趋高涨，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其中 “三言”就是它们的杰出代表。“三言”是明末冯梦龙编著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的简称。“三言”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凌濛初编著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为“三言二拍”。它们代表了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有独特的魅力。“三言”每集四十篇，共计120篇。有的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有的根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再创作而成。在“三言”的人物画廊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无赖、三教九流，几乎无所不包，其听众与读者也大都是市民，反映的是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思想感情，被称为“市民社会的风俗画”。
一、小说展现了商人生活的生动画卷
明代以前，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古圣先贤、王侯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而市井小民、尤其是商人很少在文学舞台上露面，并且，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影响，商人即使在有关题材的作品中出现，也大都是重利轻义、刻薄贪婪的庸鄙龌龊形象，是遭人唾弃憎恶、被人讥笑蔑视的角色。
而在晚明社会，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城市市民的急剧增长和重商思想的抬头，有更多的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等成为小说中的主角。特别是商人，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和市民的主要代表，在“三言”中作为正面的主人公而频频亮相。“三言”对商人的刻画突破了以往唯利是图的脸谱化形象，多以正面形象出现，不仅如此，作品深刻反映了商人们的思想与心理状态，通过对其致富过程的生动描述表现和揭示出其经营原则和策略，并赞扬了他们济困扶危的社会责任感，塑造了形象鲜活丰满、充满时代气息的新商人形象。
（一）明代后期商人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
在传统的观念中，“士、农、工、商”，商居其末。而在“三言”中，经商买卖已被视为正当的职业，商人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写到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常言”：“一品官，二品客。”客商凭着金钱的力量，已在百姓的心目中建立起仅次于官员的地位。一向热心于读书进仕的人们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义无反顾地走一段经商道路。《吴保安弃家赎友》中的吴保安原是一个热衷干谒求仕的落魄士子，在知己落难之时，就义无反顾地选择经商来蓄积赎友的物资。《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中的范巨卿世本商贾，弃商应举，科举不就时，又借助商贾维持经济。《杨八老越国奇遇》中的杨八老，“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决定改行经商，其妻也不以读书科考为唯一出路，劝夫“不必迟疑”。后虽经千难万险，终也“安享荣华，寿登耆耋”。《旌阳宫铁树镇妖》中，慎郎自称：“金陵人氏，自幼颇通经典，不意名途淹滞，莫能上达，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
更能体现这种变化的是在《张孝基陈留认舅》中所讲述的故事。一位官拜尚书的大官僚家财万贯，生得五个儿子，只教长子读书，以下四个农工商贾，各执一艺，旁人以为此举非上人之所为，劝说他让五个儿子都习儒，这位老者却说了一番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相悖的高论：“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读书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跑……一脉书香付长房，诸儿恰好四民良。暖衣饱食非容易，常把勤劳答上苍。”不但把经商致富和躬耕务农等同齐观，还提高到与读书习儒平起平坐的地位。
另外，在婚姻选择上，“士”、“商”一反传统，开始了通婚。在《乐小舍弃生觅偶》中，乐和是商人子弟，与喜顺娘终成姻缘。这正充分说明了商人地位的提高。但是，在“三言”中，更多的是文士娶商家女子为妻。《穷马周遭际卖缒(食旁)媪》 中的主角马周在做了高官后不顾身份的悬殊 ,娶了一个小商贩为妻。
（二）商人形象的变化
中华传统文明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其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均构架于这一体系内，并为之服侍承欢。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是以农业为主题。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对商人一般的避而不谈，一些文人墨客宁可花大量的笔墨去描写风尘女子，也不愿意和商人沾上丝毫关系。
但是“三言”中那些描写商人的小说大多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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