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期，对于这两个时期，后世之人却多以“春秋战国时代”合而称之，它们的“被捆绑”，似乎也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但它们终究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那么春秋和战国究竟有何不同，从春秋到战国经济结构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春秋战国经济结构的构成。
想要回答上面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先知晓当时经济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它包括三方面，即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当时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当然它们也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灿烂农耕经济文明的基础。
所以，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知晓农业、手工业、商业各自有了哪些发展，只要清楚了这些，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春秋到战国，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生产者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有着密切关系。
生产工具方面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虽然春秋末期已经有了铁器，但未被普及，进入战国之后，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经离不开铁质工具了。
《管子·海王篇》中说到当时的铁官时，就有这样的记载：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
意思是说女工要有针和刀，农夫要有耒（lěi ）、耜（sì）、铫（yáo），制车工要有斧、锯、锥、凿，否则他们就无法做事。
生产者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则是由于战国时期井田制已经土崩瓦解，私田被正律法所承认，进而催发了税制的改革，小农经济也得以发展，这也意味着多耕就可以多得，自然也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我们接下来就来重点说说农业、手工业、商业相比较春秋时期而言，在战国时期究竟有哪些发展和提高。农业的发展。
农作物的种植、生长和产量离不开农具、施肥和灌溉等，而这三方面在战国时期都有了变化和发展：农具的改变。
战国时期，农具和耕作技术都有了改进和提高，虽然农具的样式相比较春秋时期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依然以耒耜等为主，但不同的这些农具被套上了铁口，虽然有些地方还以青铜工具为主，但其类型也开始多样化。
此外，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也出现了“田牛”等记载，这也表明了在耕作中已经开始使用牛取代人，而这些改变，对于战国时期的农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铁农具的使用，淘汰了以往的木石工具，而青铜工具也日益减少，锐利和坚固的铁农具，受到了耕种者的喜爱，当然也增强了开荒的能力，增加了可耕地的面积，同时也使得土地可以被深耕。
《庄子·则阳》中记载：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飱。
正如上述记载则是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深耕，用深耕的方式种出来的谷物，不仅饱满而且产量也更高，此外深耕还有另外一点好处，那就是可以减少杂草的生长和虫害的发生，这点在被记载在了《吕氏春秋》中，即：
大草不生，又无螟蜮，既然深耕有如此多的好处，自然被当时的人们所重视。施肥的改变。
施肥，在现在的农业中是提高产量必不可少的一种途径，各种各样的肥料也让不少农户应接不暇，不过在几千年的战国时代，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了对于农作物施肥的重要性。
正如《韩非子·解老》中记载：积力于田畴，必且粪溉，也就是说想要农作物的产量高，就要以“粪溉”，这里的“粪”在当时多指代以水沤草和焚草为灰。
说白了就是
焚烧杂草和秸秆，经过大雨的洗礼之后，田地就会不容易长草，也会起到施肥的作用，不过现在这种方式已经被禁止了，因为焚烧秸秆会有污染和火灾风险，秸秆不用焚烧，用机器打碎了还田亦能起到肥沃土壤的功效。
灌溉的改变。
战国时期之前，人们对于自然的改造能力还不强，对于农业上的灌溉，则更多的是靠雨水，但是到了战国时代，人工灌溉也被重视，想想也是，靠天吃饭是有风险的，万一风不调雨不顺，只有饿肚子的份，于是田间开始普遍修筑沟渠或堤防，以便蓄水和排水，意在保证农田不受旱涝灾害。
此外，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也开始兴建，使得大片盐碱之地或者旱涝灾害严重的地方变成了沃野，比如说秦昭襄王时期李冰修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和战国末年水工郑国支持修建的郑国渠就是这些大型水利工程的代表，而秦国也因为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而变得更加富足。
这一系列的变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那到了战国农作物的产量究竟有多少呢，对于这个答案，孟子给出了我们答案：
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章句下》
意思是说，一个农夫有百亩地，而对这百亩地都施肥耕作，上等的农夫可供养九人，稍次一点的可供养八人，中等的可供养七人，稍次一点的可供养六人，下等的可供养五人，由此可见，即使下等的农夫，依然可以养活五个人。
同时这也表明，在战国时期，农业上的这些改变和发展，不仅让很多养活了很多农业人口，还能养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从而为社会上提供相比较春秋时期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催发了农业和手工业从事者之间更为明确的分工。
手工业的发展。
什么是手工业呢，其实就是指使用简单工具，依靠手工劳动，从事小规模生产的工业，最初是与农业融为一体的，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冶铁是手工业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大概兴起于春秋末期，而在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然这也是铁器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条件，而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器，也印证了冶铁工艺的发展，既然想要冶炼铁，就得先找到铁矿，具体怎么找，古人也自有办法。
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管子·地数》
正如上述引用意思是说山地表面上有赤土的下有铁矿，表面有铅的下有银矿，而发现这些矿之后，那就要“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毕竟这是国家的财产，那是不允许破坏的，如果违反，还得受到严苛的惩罚。
冶铜在战国时期的手工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较春秋时期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铜在古代是贵金属，不仅可以铸造礼器、乐器，还用来制作钱币和符节、量器等，可以说时人对铜的需求量很大，而铜器的铸造工艺也有所提高，甚至还出现了今人无法完美复制铸造的器物。
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比较完好，其中品种繁多，包括罗、纱、绢、锦等，而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这表明在当时已经有了构造复杂的纺织机，而这些手工者也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
从这些出土的古物来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亦或者是提花、手绣相比较春秋时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战国时期的手工业，是由两部组成，一部分是官营，一部分是民营，而官营手工业出现较早，甚至可以追溯至殷商时期，但是在战国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说新兴的冶铁业，也被融入了官营手工业中。
而民营手工业大约在春秋末期开始兴起，而到了战国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民营的手工业的作坊，而在盐、铁等重要门类中也出现了这种作坊，而这些民营的手工业大多是用于销售，这也就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和商业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
农业从事者可以通过耕种养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这让手工业从事者无需种田就可以得到粮食，而农业从事者也能从手工业从事者那里得到自己想要和需要的生产工具，这也就意味着农业和手工业从事者有了更为明确的分工，为商品交换和商业发展提供了契机。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 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荀子·王制》
正如上述记载则是说明了在战国时期，很多物品都进入了市场，而成为了可以被买卖的商品，即北方盛产的马、犬，南方盛产的羽翮、齿革，东方盛产的鱼、盐，西方盛产的皮革、文旄，这些都出现在了中原的市场上，足见当时商品交换的频繁和交换种类的繁多。
或许这也是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巨大动力吧，毕竟
对于商人来说，把各地的产品汇聚到一起，这也是一种成就，这点即便是放在如今也是如此，只不过我们更加便捷，可以足不出户单单用电子产品便可下单支付，就可以品尝或者拥有全国各地甚至世界上一些地方的特产和物品。
为了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金属铸币开始大量使用，这也促进了铸造业的发展，从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钱币来看，当时战国七雄这些主要诸侯国都有属于自己的钱币，而在这些钱币上还会铸造地名，这时期的钱币不单单只有铜币，还有金币，尤其是楚国的金饼则极其有名。
商业的繁荣，还出现了专门用来商品交易的场所——市，并且被分成若干列，形成出售商品的“市肆”，为了维持市的秩序和收取税费，统治者还会设置专门管理的市掾、市员等官吏，其实这种形式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商业街，一排过去的商户，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
比如说后来挽救齐国于危难的田单，一开始就是市掾，绝对是一个不出名的小人物，后来凭借火牛阵扬名，继而光复齐国被封君，《史记·田单列传》记载：湣王时，单为临淄市掾，不见知……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商业的发展，使得商人开始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这和春秋时期商人隶属于官府的情况已是大为不同，于是不少大商人也积攒起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而战国时期的白圭就是有名的大商人，他经营理论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这点在当时那就是名人名言，也成为了不少商人的信条，正所谓：言治生，祖白圭，不过这点在现在的商业中，也是适用，可见有些人虽然去世了千年有余，但他的思想依然存在。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商业，相比较春秋时期也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而这一切都繁荣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战国时期相比较春秋时期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同，主要就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者都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和提高，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
铁器的出现并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中，这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在生产效率的提高，又为社会提供了相比较过去更多的剩余产品，这又刺激了商品交换的繁荣，这三者之间可以说是相互促进的，在经济结构中是环环相扣的三方面。
此外，工商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城邑规模的发展，这点在《战国策》中，有着较为明确地记载，战国时期之前是“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战国时期则变成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
不过商业的发展也并不是没有坏处的，当商人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之后，他们对于生产者就会起到支配作用，而在支配的过程自然少不了对农民和手工业从事者的剥削，正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商人的逐利行为，在富裕自身的同时，也使得诸侯国君主的财富和利益被损害，于是战国时期“重农抑商”这一的主张也就被提出和被付诸于行动，以至于商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地位都极其之低，不过在如今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战国时期因为农业手工业中个体经营的加强，促使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也导致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也是战国时期比春秋时期在经济上更为繁荣，文化更为发达的重要物质条件。
而经济上的繁荣和发展，又促进了政治上的变革，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顺应经济的发展，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都先后进行了变法，而正是经过这些变法运动，使得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逐步确立。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的秦帝国，也在战国时期的这些变化发展中悄然孕育着，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即将到来，只是谁也没想到，在当时看来先进的政治制度，会在后来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